“军国主义”，是一个很血腥的话题，它带有强烈的穷兵黩武和军事扩张的色彩。军国主义有一个标准的西文名词，英文叫“Militarism”，因为这一种主义的最早推行者，是欧洲的普鲁士王国。 早在18世纪中叶，普鲁士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一世即位后，开征军事税，实行征兵制，军人数量达到全国人口的4%，而国家财政的四分之三用作军费开支。普鲁士创造了一种欧洲军国主义的模式， 那就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而不是国家拥有一个军队”。

　　依靠着日益强大的军力，普鲁士由小而大，由弱而强。19世纪中期，普鲁士王国取得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的胜利，统一了除奥地利外的德意志，1871年建立了德意志帝国，继而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其残酷性和反动性，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此，“普鲁士主义”成了德国军国主义的罪恶根源与核心。

　　当我们漫步在东京的街头，无论是古老的东京车站，还是日本司法部大楼，都能看到古老的德国式建筑，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日本与德国的渊源关系—从明治维新时代开始，日本就学习普鲁士主义与德国的政体与文化，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德成了坚定的盟国。

　　明治维新初期，被称为“日本宪政之父”的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宪政，他首先来到英国，发现英国国王虽有王位而无实际统治权，与日本国体不相符。而德国政府虽设立议会广采众议，皇帝却亲掌立法行政大权。因此，伊藤博文认为，德国体制最适合日本，于是主张日本应效法德国。日本此后按照伊藤博文的思路，制定了《明治宪法》，在此宪法下，虽设议会，但以天皇主权为根本原则；以天皇为神，将神道国教化；规定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直属于天皇，赋予军人以特权。《明治宪法》的颁布，使明治维新政权带上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深深烙印，为日后军国主义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不过，与德国不同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另一大渊源是源自于古代中世纪的日本武士、武家当政及武士道精神。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包括效忠君 主、崇尚武艺和绝对服从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武士道对日本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极其深远，使得日本具有了军国主义的思想文化传统。

　　由于效仿德国君主立宪制度，日本的一大批封建武士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改革中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武士”，最著名的“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以及垄断日本政权近五十年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等均为旧武士出身，包括昭和时代推动侵略战争的东条英机、宇垣一成、板垣征四郎等也都是士族出身。这些士族及士族出身者极自然地成为推动日本军国主义产生发展的主要社会力量。

　　明治政府推行三大政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美英的“黑船来袭”使得闭关锁国五百余年的明治政府知道了自己的落后，因此，“富国强兵”成了明治维新的主体，是三大政策之首。

　　“强兵富国”路线的推行，使得日本工业化的实现、产业革命的完成均与侵略中朝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紧密相连。而日本在此后向垄 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更是走进了从战争走向更大战争的恶性循环之中。殖民朝鲜半岛、发动侵华战争，继而发动太平洋战争，几乎是每五年就对外用兵一次，直至彻底投降败亡。

　　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尤其是这一主义在近代日本的发端、实践直至败亡的历史，始终是值得研究的主题。多年前，沙青青先生就埋头于书海之中，查阅日本、中国、美国等各国文献资料，试图探寻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脉络。

　　沙先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也是上海市人大代表，爱好广泛，见识广博，对中日历史以及世界史皆有浓厚兴趣 并刻苦钻研。这让他对于东亚历史有着更冷静的分析思维与更宏大的国际视野。当大多数同龄人都热衷于买房买车挣钱的时候，虽为“80后”，他却更喜欢在自己的书房里与书和电脑为伴，享受简约而自由的生活，并能自得其乐。这让我想起自己的青春时代，寒夜里披着棉被读书的光景。在当今浮躁的社会环境中，他能如此静心做学问，让我对这位学弟产生了格外的尊敬之心。

　　《暴走军国》是一本难得的学术著作，它从国民性、民族性着手，全面分析了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发展与狂妄直至败亡的历史，对于残留在日本肌体中的军国主义阴魂也提出了警示。我对于这本书的欣赏，不仅在于其学术价值，也在于其能通过对细节的考察来为读者展现那一段段跌宕起伏的历史演进过程。一本好的著作，之所以能够让人百读不厌，就既需要学术的严谨，又要做到引人入胜而不枯燥乏味。沙青青先生做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他的学问功底。

　　（这是我为沙青青的《暴走军国》所写的序言。此书已经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当当网和京东商城上均有出售，推荐各位一读。）

徐静波与作者沙青青（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