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日本曾经历长期低生育率的过程。当时，如日中天的日本经济开始陷入长期萎靡。日本人均GDP在1991年比美国高20%，到2015年已经比美国低42%。受此影响，1990年代日本的房地产业也曾出现严重的泡沫。经历了20多年，在日本政府和各方的努力下，如今的日本经济终于稳定，房地产泡沫消失，房产市场也达到了稳步增长的绝佳阶段。然而，悄然间，中国似乎正在面临日本曾面临的这一境况。
低出生率
在中国统计局十月份发布的最新版年刊中，出生率数据系列没有任何解释就被移除了。在去年发布的统计年刊中，中国 2015 年的出生率数据是 1.05，低于韩国、香港和新加坡，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处于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列。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加剧，迫使中国在 2015 年放弃了独生子女政策。统计局随后报告称出生人数从 2015 年的 1655 万增加到了 1786 万。许多人口学家相信，出生率的增长仍然低于政府的预期，这可能是统计局选择不披露出生率的原因。北大教授Mu Guangzong猜测真实的数据仍然非常低。
从19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开始，中国的出生率逐渐滑落，
到本世纪下降到1.5以下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10到2015年的平均生育率不到1.2。即便这一数据对这几年的生育率低估了15%，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这也是极低的水平。如果生育率一直稳定在1.4的水平，那么总人口将以每50年减少一半的速度萎缩。如果生育率一直维持在1.6，那么未来经过两代人（大约55年），总人口就将减少48%。现在人口还没有萎缩，只是因为过去的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
全面二孩政策自2016年元旦开始实施，由于长期被抑制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2016年的新生儿应显著多于2015年。而生育高峰可能出现在2017年，当年新生儿数量可能在1800万到2000万之间。这可能是本世纪以来乃至未来百年之内中国新生儿最多的一年。但纵向看，2017年的生育高峰，远低于1960年代中期、1970年代初期和1980年代末期的三次高峰，甚至低于1962到1991年平均出生人口数。
尽管全面二孩政策会带来出生人口短暂而有限的堆积反弹，但在此之后，由于处于22至30岁生育高峰年龄的女性在未来10年将萎缩40%以上，即便全面放开甚至大力鼓励生育，也难以避免出生人口的断崖式坠落。
长期看，就算自然生育率能长期维持在比2000～2015年生育率平均值高出25%的水平，出生人口也将在2050年前后萎缩到约800万，而届时年死亡人数将达约2300万。两相比较，中国每年将减少约1500万人，除非将生育率提升到2.2的更替水平附近。
长期低生育率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自2013年前后开始萎缩，并持续到本世纪中后叶。在这个阶段，孩子比例下降，老年人比例上升，总人口先缓慢增减再急剧萎缩。
日趋老龄化
长期低生育率会使人口迅速老龄化，劳动力数量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迅速减少，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上升和税收增加。情况会不断恶化，这将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和经济活力。
经济产出中可用于抚养之外的支出将减少，除了医疗、养老、殡葬等，其它行业都将步入相对衰微，国内投资动力将严重不足。因为老年人的消费意愿低于中年人和年轻人，消费萎缩可能快于收入萎缩，引发通货紧缩。由于整体经济规模相对萎缩，家庭累积的名义财富将泡沫化，可能表现为投资收益低下和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而随着社会规模减小，基础设施更新步伐放缓甚至停滞，已有的基础设施将面临老化，规模效应下降。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最为低迷的是东北地区。辽宁、黑龙江、吉林的GDP增速在2015年分别为全国倒数第1、第3、第4位，而2016年上半年，辽宁GDP出现负增长。虽然造成这一现象有很多原因，但最为根本的应该是东北严峻的人口形势。东北的生育率在全国垫底，长期处于1.0左右的水平。而且，伴随着空前严重少子化的是雪上加霜的人口外流。
中国未来的养老困境
养老方式主要有家庭养老、居家养老、机构养老三种。家庭养老是指由子女来承担养老责任，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现时仍是我国主要的养老方式。虽然如此，然而我国自1970年代后施行计划生育，家庭的平均规模逐渐下降，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变弱。到2020年，我国的失能老年人将达到4200万，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将达到2900万。失能老人的照料护理已成为非常急迫的问题，现在失能老人护理大部分还是靠家庭解决，而随着独生子女的父母进入老年“空巢”，靠独生子女解决失能老人护理问题越来越难。
实际上，无论哪种养老方式，本质上都是工作人口养活老年人口。也许有人会说，很多老人可以靠自己的积蓄，如房屋和投资，而不是政府来养老，所以不会造成社会负担。这种观点在宏观上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因为老年人的积蓄，来自他们在工作年龄时创造的价值，这些价值所对应的商品和服务，在创造之后不久一般都已经消耗掉了。所以，养老积蓄并不是老年人把当年创造的商品或服务储存下来供以后使用，而是变换成为存款、证券或房产等投资凭证，等到养老需要时，才用这些凭证来兑现后面工作人口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因此，养老积蓄作为名义财富，在兑现时的价值取决于这些积蓄所对应的的未来财富的价值。
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工作人口减少，未来的经济规模也跟着缩减，也就是届时所有的商品和服务的整体价值相对缩减。这些商品和服务，是供老年人的积蓄来兑现，和工作人口实际花费的。这些商品和服务减少越多，那么养老积蓄所代表的名义财富的虚幻性就越强，具体可能表现为养老投资的普遍亏损和房地产市场崩盘。由于老年人的养老积蓄和工作人口的收入，都是在追逐工作人口创造的商品和服务，所以，与很多人的理解相反，老年人手中占有的名义财富越多，年轻人整体压力反而越大。这是因为养老积蓄在支付时，老年人兑现能力越大，工作人口在自己创造的价值中能留给自己享用的份额就越少，只是养老积蓄和支付方式的社会化在微观上模糊了这种关系。假设在未来的某年里，工作人口创造的商品和服务按届时的价格总值100万亿元，再假设老年人的养老积蓄在这一年的兑现价值是45万亿，那就這意味着届时的工作人口创造的财富中有45%将被老年人分去，而工作人口整体只能享用其中的55%。
低生育率带来的养老困境除了表现在财富代际转移带给年轻辈的经济压力外，更表现为实际养老需求对家庭的现实压力。现在中国城市一对夫妻赡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的家庭格局已很普遍，在这种家庭模式下完全依靠家庭养老，独生子女的养老负担势必非常沉重。因此，寻求社会资源的支持已成为趋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村面临着比城市严重得多的养老困境。农村老人一生辛劳，面朝黄土背朝天，劳动能力是经济来源的根本支柱，大多数都要“干到干不动”为止。而一旦老人丧失了劳动能力，就没有了收入来源，只能靠子女抚养。2009年，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开始在全国试点，基础养老金定为每人每月55元。几年过去了，尽管新农保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但养老金的标准却没有大幅度地提高，对很多失去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而言，每月几十元养老金是他们仅有的收入。
生育状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有极长的滞后性，今天出生的孩子已经直接影响到70年后的人口数量。只是人们常高估短期效应，低估长期效应。人口危机是典型的慢性问题，一两年内根本感受不到变化。但是如果从几十年的跨度看，变化将是翻天覆地、触目惊心的。等到真正体会到切肤之痛时，一切都太晚了。
综上所述，中国现阶段低出生率及老龄化现象，是绝对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会导致出现现金储蓄贬值、国内房产投资泡沫、商品通胀等一系列经济问题，投资者们应充分了解投资风险及方向。
本文摘自网络，来源：中国法律文书网（zhuminglv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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