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梁漱溟先生逝世三十周年，2018年8月11日，万象书坊联袂群学书院、半城读书举办“万象书坊高端论坛之人文与艺术夏季论坛”，邀请人文学者周鲁先生解读二十世纪儒家思想序列中的梁漱溟先生。

本文为周鲁先生撰写的讲演纪要和两位现场读者的感言。

讲演纪要

中国最后之士大夫

二十世纪儒家思想序列中的

梁漱溟先生

来源 | 群学书院（sacademy）

文 | 周鲁等

图 | 杨湛

今天大家一同纪念梁漱溟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我提出一个概念，那就是体会先贤爱国济世之“苦心”。

关于梁漱溟先生的生平，我在这里只做简要的介绍。他早年加入同盟会，中学毕业后当记者，一九一七年受蔡元培先生之邀请，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佛教哲学与儒家哲学，后来离开北大，投身于乡村建设事业，因抗日战争而中断。抗战胜利后，梁漱溟先生作为民盟的高层，试图以“中间人”的身份来调停国共两党的争端。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与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因农民问题而发生争论，由此受到批判。改革开放后，梁漱溟先生已届晚年，介入了当时的一些文化活动，意在恢复传统学术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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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梁漱溟

我最早知道梁漱溟先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光明日报》有一个文化名人访谈的系列，他似乎是最先接受采访的一位老先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后来我父亲经常去山东曲阜参与中国孔子基金会的筹备和工作开展，那时候梁漱溟先生作为基金会的名誉顾问，也来过山东。我通过父亲的回忆得知，当时包括梁漱溟在内的一些学界老先生，还有一些高层的政界人士，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不能再像“文革”当中那样全盘否定孔子与儒家思想。

这让我想起梁漱溟先生初入北京大学，就向蔡元培先生提出要为孔子与释迦“讨一口气”的故事。今天，无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提倡，还是民间广泛兴起的“国学热”，都标志着国家文教复兴的大势所趋，也与包括梁漱溟在内的一些学界老先生当年的理论先觉和长期努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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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鲁老师在讲演中

我今天认为梁漱溟先生是中国最后之“士大夫”群体中一人，重点在于关注二十世纪儒家思想之序列，并与其他思想流派做出区分。

讨论二十世纪的儒家思想，我们必须回顾清季民初以来的时代背景。

西力东侵、西学东渐与帝制崩解，构成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的思想体系与士大夫的知识结构必然也要经受严峻的挑战，而处在这种变局当中的儒家知识分子，有的苦闷如梁漱溟先生之父梁济先生，选择了自杀之路，而相信“这个世界会好的”梁漱溟先生，则选择了一条艰苦的理论思考、社会改良与乡村建设之路。他的一个核心性的观念，就是建设新中国文化，要以认识旧中国文化为前提，而缺乏民间之团体组织，则为中国需要解决的一个极大问题。

讨论二十世纪的儒家思想，我们不得不明确一系列基础性的学术概念。

多年以来，我一直强调，当代学者在将传统文化和民国学者作为研究对象时，一定要熟悉传统语境中的历史分期与学术分类，而且要尊重古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式的治学方法，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先贤爱国济世之“苦心”。

基于这种理念，我曾多次公开讲述作为传统学术认知门径的目录版本之学。具体到传统语境中的“士大夫”概念，我们就要知道三代以上之公卿大夫士，非三代以下之士大夫，而二十世纪初以来依然认同传统儒家基本价值观的一类知识分子，虽其精神气质方面与古代之士大夫相近，然又不能完全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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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现场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在于，三代以下，特别是唐宋以来，士大夫与文人也构成了显著的区别（这一点常常被今人忽视），顾炎武先生对此尝有经典性的论述，其《日知录》卷十九之“文人之多”条云：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

韩文公《符读书城南诗》曰：“文章岂不贵，经训乃菑畬。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而宋刘挚之训子孙，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然则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此扬子云所谓“摭我华而不食我实”者也。黄鲁直言：“数十年来，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奖后生，故华而不实。”本朝嘉靖以来，亦有此风,……
《宋史》言：“欧阳永叔与学者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

按照顾炎武先生的标准，梁漱溟先生接近于传统之士大夫，而“五四”《新青年》派的风云人物，大体上可以被称作文人，这实际上也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派别的一大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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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现场

在我看来，梁漱溟先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学大师”（这个词也经常被人滥用），因为他自学成才，少年时代虽有一些旧学的熏陶，但并没有像吕思勉与陈寅恪等老先生那样接受过传统“学究”意义上的严格学术训练，而且他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并不能长时间连续致力于严谨细致的学术工作。

尽管如此，尽管梁漱溟先生自己也说自己不是学术中人和思想中人，而是问题中人，今人仍然不能低估他的学术思想，因为他的悟性极高，有着敏感的问题意识、强烈的家国情怀和传统士大夫的那种刚正不阿的风骨，同时又能利用古人与当时一些一流学者的研究成果，来构筑自己的观念体系，并具体运用于社会改良事业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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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著作

梁漱溟先生曾经回忆早年对他影响较大的几位比他年长的学者，提到了梁启超、章太炎与章士钊三位先生，我在这里又加上了严复和柳诒徵二位先生。

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比较之论、社会心理比较之论、乡村建设理论与社会改良实践，主要是建立在对三代以下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分析基础上的，其中吸收和借鉴了多位国内外学者的理论观点，还包括了一些社会调查的成果。

在我看来，民国时代士大夫风格的学者，其学术方法主要是博综经史和会通中西，而不是过于激烈地否定传统和“大胆假设”，其实践活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宋明以来士大夫的社会改良路径。而“五四”《新青年》派的文人，往往容易忽视对于传统社会组织结构的学理分析，而且罔顾传统语境中的历史分期、学术分类与治学方法，习惯性地基于情感化的文学思维和过于大胆的“假设”来表达种种激愤不满的情绪，并通过浪漫的文学想像来构筑理想世界，后来很多人由此又进一步通过对“历史五段论”模式的运用，来“削足适履”式地评判中国古代社会与传统文化。这就构成了我经常强调的士大夫与文人思维方式之区别。

另外，如果阅读西方政治学家如托克维尔等人的著作，也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我所强调的这一区别。

最后，我想引用儒家经典《小戴记》中两段很重要的语句，来作为对二十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士大夫的纪念。

《礼记·儒行》云：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

《礼记·中庸》云：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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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现场

听众感言

从“士大夫”到“士子”

——梁漱溟先生逝世30周年特别讲演笔记

华玉振（作者为公务员）

从徐州特意赶到南京大学附近的万象书坊，参加群学书院主办的梁漱溟先生逝世30周年特别讲演。周鲁先生专业、平实的讲演和陆远先生切中肯綮的主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各种启示如浮光掠影式闪现。

在讲演前的聊天中，周先生与大家交流对“士大夫”一词的理解，提到了西欧中世纪的“骑士”和日本的“武士”，这自然是有对比意义的。我却想到了国人司空见惯的象棋中的“士”，在方寸的楚河汉界中，在双方决战的最后关头，善用“士”子，往往是取胜的关键。随后的讲演，以“中国最后之士大夫“为主题，纪念梁漱溟先生逝世30周年。以下的七个关键词成为我的笔记重点。

时局的判断

“不食马肝”的典故是周先生对这次讲演边界的自我定位及对听众的约定。大家自然讨论了周厉王弥谤与郑子产不毁乡校的历史，以及现实中世界各地对于言论、出版的管制，特别是对网络言论的乱象感触很多。这个世界会好吗？治与乱的循环往复、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我最大的感受是回到了从前。向哪里去？“左”还是“右”？“革命”还是“改良”？黑白的水墨画面中，是昏暗的、尘雾缭绕的十字路口。

人生的问题

这是个大问题，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梁漱溟先生一生关注的问题之一。这其实也是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关注的重点问题。倾力于现世的人生，不问过往、不问来生，是普通中国人的信条，这或许是广土众民之中国的由来之一。但“三世”是因果相连的，西方世界由对往世人生的思考而产生了宗教、哲学，由对现实人生的思考而产生了竞争，由对来世人生的思考而产生了科学；中华文化独特地由对现实人生的思考而产生了伦理政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这是中国人的人生，长期迷恋其中而乐此不疲，却是值得深思的。

人心的把握

这同样是个大问题，一个永恒的话题。是梁漱溟先生一生关注的另外一个重点问题。在现代讲，这是一个哲学、科学的话题；在古代中国讲，这也是一个人生问题。讲哲学，是说认识问题；讲科学，是说人体问题；讲中国的人生，是说“做人”、“处世”问题。据说，8月13日在北京召开的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是“学以做人”（Learning to Be Human）,可见中国文化对于“人心”的把握是有世界影响力的。

士大夫的担当

在古代中国的阶层结构中，“士”居于承上启下的位置，上达天子、诸侯、卿大夫，有的“士”本身就是卿大夫，因而叫“士大夫”；下连农、工、商等庶人。士大夫能否担当，是古代中国社会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无论是谁打天下、坐天下，治天下还要依靠士大夫。能否做到上下同心，教化从兹、法令从兹、财用从兹。

士子的精神

现代中国，士大夫阶层式微了。有人以“公务员”与之类比。相差太过！当今大多数公务员，最多是“吏”，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是机械执行命令的工具；不论职务做到多高，没有“天下观”的公务员，是不能叫士大夫的。相反，公务员队伍中，讲求“修齐治平”的“士大夫”精神的，往往会主动、被动地“边缘化”，“卷怀为斋”了。这与网络论坛、社区精英等所谓“公知”截然不同，他们守望一方，相机而动，有目标、有行动，注重发挥“思想的力量”，不是“士大夫”，而为“士子”了。

工匠的态度

工匠态度之于知识分子，具有革命意义，是“知行合一”的必然要求，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时代再现，是哲学精神转化为科学精神的不二法门。周鲁先生强调，读书做学问，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明确基本概念、历史背景，掌握必要的方法，脚踏实地地循序渐进。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读经典、研究原始文本，再现著作者的生活思想场景，把握历史语境。当前，重要的在于行动，做学问也好、搞实业也好，都要以工匠态度，扎扎实实、身体力行。

组织起来的必要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除了政府的倡导，民间的力量要组织起来，象当年的书院教育一样，传经送道；象近代革命中的农民工人运动一样，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走出校园、走出机关，到社区、到乡村、到企业，真正与普通百姓相联系，明确目标，启迪思想，改造社会、发展经济、强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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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现场

感言

孙莹（作者为民盟盟员）

特别感动在梁先生逝世三十周年后能有这样的学术演 讲平台为大家分享梁漱溟先生的遗训教诲。

下面我分享几点感想：

一、坚持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迅猛，工作压力、生活压力迫使都市人感到生活的种种，坚持独立思考、表里如一就显得尤为的重要。每天铺天盖地的新闻、娱乐八卦会侵入到生活中， 我们青年人独善其身，应该对各类新闻有辨识度、做到不人云亦云，有独立思考不被洗脑的能力，在工作中、生活中表里如一，坦荡做事、真诚待人。盟员的身份不是光环，而是一种内心高洁的力量。

二、在生活上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

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一员，作为一名盟员，让我感到自豪，更让我感到这是一种责任。同样，在我的身边还有着这 样一群人在业余的时间里，分享着并纪念梁漱溟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却怀有同样的理想，这让我感动，让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学习梁先生的教诲，我希望 我们都能在生活上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

三、守护好心底的激情与理想，民盟是我的信仰

现在社会上、网络上有这样的说法：“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还流传着一些网络用语，“潜规则”、“套路”等等；但我坚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学场有别于官场、学术不等于权术、风骨远胜于媚骨！我们要守护好心底的激情与理想。在这个躁动的时代，我们需要信仰，民盟是我的信仰！作为盟员，我们是否还存有那种浩然之气？那种精神的魅力，充实的人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往圣绝学”，是否还能在我们心中激起共鸣？

马克思曾慨叹，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今天的中国，同样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信仰的人。也正因此，梁漱溟先生《这个世界会好吗？》给我以启示，它以朴素的设问提出了人生的大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事在人为，未来中国的分量和质量，就在我们的手上。无论中国怎样，请记得：“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梁漱溟先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梁先生对生活的态度，值得我们青年盟员温故学习，谨此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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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会好吗？》

作者:梁漱溟，（美）艾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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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在写作《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一书后，为印证事实，于1980年8月来华专访梁漱溟先生的访谈记录。谈话中，梁漱溟论述了儒家、佛家、道家的文化特点及代表人物，也谈及与诸多政治文化名人，包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康有为、章太炎、胡适、冯友兰等的交往经历，并回顾了他一生的重要活动——任教北大、从事乡建运动、创建民主同盟等。书中内容丰富，可作为了解与研究梁漱溟思想与活动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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