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小说《喻世明言》中曾记载一篇“鸡黍之约”的故事：
秀才张劭，字元伯，乃汉明帝时人，汝州南城人氏。自幼奋志读书。有弟张勤同在家务农耕种，以供六旬老母。时到东都洛阳应举，于客店遇秀才范式正危于时疫之中。式字巨卿，乃楚州山阳人氏，年四十岁。元伯扶救巨卿于垂危之际，二人结成生死之交，式为兄，伯为弟。二人已误考期，时值重阳节，临别，相约于明年今日，巨卿到元伯家相会，元伯言设以鸡黍相待。到明年，巨卿因家中衣食所累，忙苦之中，到日邻舍俸酒插萸，方想起鸡黍之约。其心慌极已碎，盖因相隔千里之遥，非一日可至。闻‘人不能日行千里，魂行千里’之说，特以死而赴。元伯是日终日伫立而待，至夜半方迎来巨卿，乃魂魄也！后元伯急赴山阳，半月至。见兄棺，亦自刎而求同葬，以死相报耳。
盖义约之重，过生死也！
天下大事莫过生死，而更胜生死者惟义矣。自诩满怀魏晋之风等名士，更将其视作一件美谈。然而静思此事，则猛然发现这其实是一篇封建礼制下的反动——
子不养且亲不侍，仅凭一时意气而轻易舍生，实则不可取也。
己身可舍则孰不舍？盖轻生死者最无情也。
《三言二拍》是面向市井百姓的小说；此等故事是断不可能从统治阶级嘴中说出的。
无独有偶，与之近似的故事在日本书籍《雨月物语》中同样记载了一篇，名为“菊花之盟”。
年青清贫儒学者帮助负伤武士，把他带回家照料，相处下去发现投契不已，难舍难离，许诺成为结拜兄弟。但武士乃出云国盐治之残党，一定要回乡一趟，离去前许下诺言，重九之日必定回来重逢。
时光飞逝，约定之日到来，儒学者大清早便和母亲买来菊花和酒菜，等候武士，但武士却不见踪影。儒学者先让母亲睡觉，便走出屋外看。
但月亮躲在对山背后，漆黑一片，儒学者唯有走回屋内，却见武士的黑影乘风而来，儒学者兴高采烈地招呼他入内。
但武士郁郁寡欢，不发一言，既不喝酒，也不吃菜，还突然向儒学者说：“我已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回出云国后，在尼子之役败北，逃不出敌巢，为了遵守承诺，不惜了结生命，让灵魂乘风而来。”
在电影《御法度》中，冲田总司对土方岁三讲述了此故事，总司认为若是单纯友情层面的动机，人类大概不会产生以死相向的举动，唯有出自逾越法度的同性之爱方会如此。
对此，总司的态度暧昧，既未赞赏也未批评。但细腻的观众却可以从电影中捕捉到一丝淡淡的、宿命论般、身不由己的感慨。
《雨月物语》中的一部分章节翻版自明清小说，同时在内容上加以增改，注入日本国人的主观色彩。
例如“鸡黍之约”与“菊花之盟”，情节大致相似。但电影中给出的解读则是出自另一角度，有可能是导演自身的理解，更有可能是日本民众整体观感的代表。
大概是受佛家无常观念的影响，《雨月物语》带给我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小到饮食大到生死，仿佛天下本没有大事——或许正是佛家所谓的“不执”。
书中有的故事情节甚至没有严密的逻辑，不过却反而显得更加真实。因为现实里有很多事的发生，都不算合理，但很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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