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虔敬有礼的日本人，小编总能想到中国的古代人。
两人相见作揖打招呼，而中国古代人又受到儒学影响，那么，日本人是不是也秉承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了呢？
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儒学在日本的传承吧！
镰仓时代(1192-1333)中期，中国儒学的新发展–宋学传入日本。
从镰仓时代起，大量中国宋儒的经典被中国禅僧和日本僧人带来了日本。
中国禅僧对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也起了推动作用，这些禅僧，到日本后在传播禅学的同时，主要还介绍朱熹、二程和杨雄的著作和思想，促进了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
南北朝和足利氏时代(室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并不要求把儒学作为统治的意识形态，而仅仅是把它同神道及老庄思想一起保存下来作为从属于佛教的一种教养而已。
虽然当时儒学成为了当时盛行的禅宗僧侣们的必须之一，但它还是包含在佛教当中，由此看出在这段时期，儒家思想只是佛教的一个从属品。
但也正因为佛教传播与政治挂钩，因而也容易受到了政治动荡的影响，其中对佛教鼎盛的势力产生较大影响的转变来自于日本进入下克上的战国时代。
14世纪室町时代初期，在日本的禅僧和贵族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研究和讲授儒学的日本先河。
例如，研究朱子学的”五山僧侣”，他们几乎占据了当时的日本儒学。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研究儒学的上层公卿贵族学者，使这个阶段的新的儒学慢慢地深入进了宫廷。
一直到16世纪时，禅僧独占儒学的局面才被逐步打破，在”五山僧侣”之后形成了”博士公卿派””萨南学派””海南学派”三个研究宋儒的学派。
这表明儒学不再仅仅局限于上层社会了，而是向着普及化的方向发展了。
到了室町时代末期，在关西、土佐等地方，儒学思想逐渐占了主要地位，并且成为该地区统治的思想基础。
儒学的全盛和日本化(江户时代)
江户时代(1603-1867)是日本社会的最后一个封建时代。
经过战国时代的混乱，德川家康建立了他的政治体制–幕藩体制。
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儒家思想上升到统治地位，儒学在此阶段进入了它在日本的兴盛时期。
德川幕府时代，日本学者推崇儒学，尤为推崇《论语》。
然而由于日本不受科举制度的束缚，对《论语》的解释比中国要自由得多。
在儒学发展的同时，日本出现了研究儒学的不同派别。
各学派之间的学术观点各异，于是各派之间展开了学术争鸣，犹如百花齐放，争相斗艳，使学术研究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发展。
一般把江户时代的儒学发展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朱子学的兴盛时期;
第二时期是阳明学兴起并与朱子学相对立时期;
第三时期是古学派的崛起与朱子学相抗衡时期。
到明治时期，日本的儒学总体上已经同中国本土儒学产生了很大不同，最重要的是，儒学被改造为辅翼”皇运“的得力助手。
那些日本政治家们，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西周等人，宣扬的是儒学和武运的结合，尊崇孔子和敬仰天皇的结合，孔子和武士道走在了一起，神道与儒学糅合为一体。
所谓”和魂汉才“，正如中国的”中体西用“一样，骨子里必须是”和魂”，儒学是用来支持”皇道”的。
中国孔子的正宗传人孟子，因为有较为明显的民本思想，日本人就不大愿意提到他。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传入日本后，经过不断的衍化和本土化，日益和日本本国结合，影响了日本的历史发展过程。
日本被称之为“大和魂”的民族精神，在日本历史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国家，这和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和”文化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同时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兼容天下、博大胸怀的文化观念也使得日本文化对域外文化始终保持了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宽容精神，给日本国家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力量。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在当代日本社会，被融入企业管理方法和思想之中。
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即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日本的众多企业家。
儒家文化思想的“和为贵”思想也被日本企业界吸取并加以改造，提出“和谐高于一切”的口号，认为人与人之间应保持和谐关系。
日本很多的企业文化都认为管理人员与雇员之间、同事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决不是单纯的利益关系，更重要的是互相扶持、互相帮助。
另外，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内涵对日本的法制建设有着极大地影响。
日本进入7世纪以后，当时的圣德太子进行了日本社会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制定了《十七条宪法》，虽然并非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宪法，但是却是日本法制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其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
这简直就是直接把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和为贵”直接搬来适用。
其第四条“群卿百寮、以礼为本。”也是儒家礼制的最大体现。
其第九条“信是义本、毎事有信”也是在中国儒家文化思想源于孔子的“三纲五常”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影响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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