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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疫情大流行也阻止不了日本人去公司,除非安倍命令他们

  在东京,上班高峰期,那些穿着西装挤地铁的白领永远是主要画面。
直到几周前,52岁的英语老师德智英彦也在其中,他每天都从东京邻近的琦玉县赶来东京市里的学校工作。这位老师在学生们对冠状病毒大流行越来越焦虑之后,才开始选择网络授课,而当时冠状病毒已经在全球造成46800多人死亡。然而,像德智英彦这样的在日本人里依然是少见的案例。尽管东京都知事小池惠子敦促该市1350万居民在4月12日前尽可能进行远程办公,本田(Honda)、丰田(Toyota)和日产(Nissan)等日本大公司也要求员工在家办公,但许多日本员工仍然上下班途中前往东京都,地铁高峰时段都很繁忙。
日本其他县地也有类似的情况,根据2019年政府数据,日本80%的企业没有能力让员工可以居家远程工作。由于安倍首相本周拒绝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因此日本企业仍然可以合法地照常办公。

  2020年4月2日,星期四,东京,人们戴着口罩在人行横道上等候。支撑日本社会难以理解的背后的是日本臭名昭著的社畜文化。2016年的一项政府研究发现,五分之一的日本社员有自杀的风险。“过劳死”这个词来自日本后飘扬过海来中国,指的就是过度工作导致的死亡,某种理解为员工工作非常努力,以至于死于与压力有关的身体疾病,但也有变得非常沮丧而选择自杀。“疫情导致的严重就在我们的脑海里,我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害怕,”德智英彦最近在推特上说,但对于普通日本人来说:工作永远是最重要的!“除非(政府)通过一些强制措施,否则没有人会留在家里。我们是公司的奴隶。” 很多在日上班的中国社员或许就很难以理解:工作虽然重要,但人身安全难道不重要?暴露日本社会的守旧习惯现在推迟举行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旨在展示日本作为一个高科技国家的形象,届时将有机器人向来宾展示座位,还有天空中的人造陨石。在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日本人往往拘泥于更传统的经营方式。例如,传真机在许多日本办公室仍然是标准配置,人们仍然使用印章给正式文件盖上批准印章,代替电子文件或手写签名。

在疫情期间,许多跨国公司已转向Slack(WORK)、Webex和Zoom(ZM)等消息和视频会议软件来与同事保持联系。
然而很多日本企业在IT方面的投资不足。许多员工没有可以带回家的笔记本电脑,公司也没有部署vpn或远程访问的服务器,这意味着只有公司才能有办公生产的环境。日本远程工作协会发言人Misaki Togoshi说,随着冠状病毒危机的持续,日本劳动省将提供高达7.7万美元的援助,帮助中小企业为远程工作做准备。但是障碍依然存在。自3月9日以来,我们已经开始每天收到25份来自希望采用远程办公方式的公司的申请,但资金有限,因此并非所有人都能收到。”

  2020年3月26日,在日本东京,戴口罩的通勤者乘坐地铁依旧密集另一个障碍是,日本四分之一的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许多人仍然担任高级职位,他们并不精通现代社会网络而闻名。例如,2018年,当时68岁的樱田义孝担任日本网络安全部长却表示在职业生涯中从未使用过电脑。
  引发巨大争议的日本网络安全部长一生没用过电脑东京明治大学经济学教授加藤(Hisakazu Kato)说:“即使硬件可用,老年人也可能没有快速适应的经验或知识。”日本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这也是日本几乎没有诞生出好的IT科技企业的背后原因之一。日企面对面工作文化不愿意离开公司的办公室,这说明日本的职场文化非常浓厚,员工宁愿在公司工作很长时间也不愿意回家,此前还有定制软件监控员工防止加班的日本公司。日本经济学家兼金融策略师杰斯帕•科尔(Jesper Koll)说:“一些员工下班后会继续留在办公室,因为他们觉得老板可能会在与同事共进晚餐后回来。”所有这些都是日本企业文化中非常真实的一部分。日本强调集体决策的文化也会让人们感到不愿意在家工作,因为在家里人们感受不到公司环境下工作的“仪式感”。

加藤教授说:“在别的国家,人们的工作方式更为个人主义,因此他们更容易过渡到在家远程办公。但日本不一样,一个人不能独自在家里做一个重要的决定——人们必须团结起来做决定。”
此外,大多数日本房屋和公寓的紧凑型结构,这意味着大多数日本人都没有家庭办公室的配置,也没有专用房间,甚至没有办公桌用于严格地从事与工作有关的活动,这一点也是不愿远程办公人士中最不满意的地方(29.3%)。
关于远程办公的其他抱怨包括「在家难以集中精神」(21.1%)、「整天被关在同一个地方感到压力增加」(18.9%)、「无法迅速向同事口头寻求帮助或建议」(17.1)、以及「不希望其他人在在线视频会议期间看到自己的生活空间」(10.8%)。

  日本上班族的背影透露的敬业
目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政府机关都愿意以身作则。例如,在香港,政府宣布公务员将在家工作,也要求私营企业允许员工远程上班。日本没有这样做。当一些政府雇员在远程办公时,许多人仍选择坚守在办公室工作。东京厚生劳动省人力资源官员中田聪一(Nakane Tsuyoshi)说:“厚生劳动省已经错开了工作人员的上班到达时间,有的从上午8点开始,有的从上午10点开始……如果在家工作,我们会担心帮不上人,不能把工作做好。”。东京都政府的一位发言人说,处理冠状病毒大流行、奥运会延期以及接听公众电话的工作人员仍将前往办公室。强大的日本服务业日本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日本70%以上的劳动力也在服务业就业。对这些工人中的许多人来说,远程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东京一家商场做按摩治疗师的哈鲁,仍然搭公交车上班。但现在很多顾客都取消了预订,特别是自从周二在首都有78人的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以来,这是该国单日最高涨幅。
“我很焦虑,因为东京的病例不断增加,我想呆在家里。但我感到矛盾,”哈鲁说。“即使老板叫我们关店待在家里,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到目前为止,政府告诉人们避免公众集会,这意味着我们的顾客减少了,收入减少了、公司也会倒闭吧。”虚假的安全感?到目前为止,拥有1.27亿人口的日本已经有3111多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其中77例死亡。共有514人治愈。

2020年3月26日,日本东京,通勤者在公共汽车站排队等候。不过,日本只检测了约34508人,而韩国有5100万人口,检测人数超过431700人。报道的相对较低的感染率或许创造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这给了人们继续到公司上班的勇气。加藤说:“日本政府应该像其他国家一样更加严格。”政府对公众自己做正确的事情有太多的信心,但他们应该发出一个更明确、更果断的信息,告诉人们,这次疫情确实很严重。”

“以前,人们认为人们不可能在家工作,因为人可能无法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但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或许他们在家里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疫情真的改变了世界,如果不能及早适应未来的趋势,或许迎接我们的就是被淘汰。今天清明节,让我们为所有逝去的生灵、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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