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桓大司马
在中国主导的封贡体系中，一直有一个特别的存在日本被大家忽视。日本从5世纪大和政权建立开始，其体量在东亚就仅次于中国，因此常想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对中国的姿态也非常暧昧，本文将会对此予以简述，
隋唐时代是中原王朝武力鼎盛的时代，在东亚地区构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不过，在几乎所有东亚国家至少名义上向隋唐帝国朝贡的时候，僻处海东的日本大和政权却不愿意自认低中国一等。
大和政权一面希望与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一面却想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为此，在中日交往中，发生了不少周折。
倭王崛起——从卑弥呼到倭五王
随着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频繁战乱，以及秦灭六国引发的逃离秦国暴政的流亡潮，东亚大陆有不少人渡海迁移到日本列岛，创造了有别于日本土著“绳文文化”的“弥生文化”，这些人被称为渡来人或者弥生人。
弥生时代，随着一波又一波渡来人的到来，青铜器和铁器几乎同时被传入日本，日本列岛的农业获得巨大发展，文明进程迅速加快，在对马岛、壹岐岛兴起了对马国、一支国，在九州岛西北部兴起了末路国、伊都国等小规模的酋邦，著名的有着卑弥呼女王的邪马台国亦兴起于此时，不过其位置位于九州还是本州岛西部的大和地区则尚在激烈争论之中。
日本农地主要是山间的狭小平原，土地资源紧张，九州各酋邦之间为争夺农地爆发了激烈的战争，为了争夺主导权，其中一些国家向中原王朝进贡，以图获得中原王朝的加持，在争霸战中获胜，于是东汉时代奴国从汉光武帝手中得到了“汉委奴国王”金印，卑弥呼则从曹魏手上得到“亲魏倭王”的封号。
光荣玩家熟知的邪马台女王卑弥呼
4世纪以后，中日两方面都陷入混乱，交往一度断绝。中国西晋王朝爆发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国际秩序崩塌，诸朝贡国一时无所适从；日本则发生了受到内陆亚洲骑马民族影响的高句丽、百济的渡来人入侵，富含内亚风格的古坟文化取代了弥生文化，之前没有过的马也出现在日本，日本天皇家族也有可能是随着这一次朝鲜半岛渡来人入侵而进入日本的。
有大和民族史诗之称的记纪神话中，《日本书纪》记载的素戔鸣尊、《古事记》记载的琼琼杵尊都被视为天皇家族的始祖，这二者都与朝鲜半岛南部颇有联系。素戔鸣尊曾经降临新罗国，因不愿居住此地而东渡日本；琼琼杵尊下降即所谓“天孙降临”，其下降之地日向高千穂峰被记载为“向韩国真来通”，面向韩国，有学者据此认为《古事记》中的“日向”不处于今日九州东南部之日向国，而处于九州北部韩国对岸。
至东晋末年，才又有五位倭王进贡东晋、刘宋，即历史上有名的“倭五王”。不过，此时的大和政权得到欧亚大陆的骑马技术后，以今日之日本近畿为中心，征服了日本的大片土地，在朝鲜半岛南部也有伽耶、任那等殖民地或盟邦，实力强大，已非昔日卑弥呼之比。倭王武（日本比定为雄略天皇）上书刘宋时说：
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控弦百万，义声感激，……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
此时的倭国向刘宋称臣进贡，是为了从南朝主导的天下秩序中获取高于百济的官爵，这样的话，在与百济争夺朝鲜半岛时可以获得名分和号召上的加权。而这种进贡也并没有什么诚意，日本在国书中一方面炫耀自己的兵威，一方面又不待刘宋册封而自称“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等官职，只是请求刘宋正式任命而已。
而在刘宋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百济的位置尚高于倭国，刘宋自然也没有予取予求，长期不授予大和政权都督朝鲜半岛军事的职位，知道宋齐之际政局混乱之时才一度同意倭国的要求。
由此可见，大和政权成立后，虽然一度仍向南朝朝贡，但却显示出与其他朝贡国非常不同的特点，到了隋唐时代，改名日本国的大和政权这方面的特点更加突出了。
倔强自雄——尽量避免称臣于隋唐
侯景之乱后，南朝衰弱，国际秩序瓦解，倭国不再进贡。隋朝统一中国之后，频繁向东北亚用兵，此时倭国政治日益稳定，推古天皇于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遣使出使隋朝，口气极大，自称以天为兄，以日为弟，以天子＋太阳神自居，与隋文帝杨坚的身份地位严重冲突，杨坚称其说法“太无义理”，命令整改。
到隋炀帝时代，倭使的国书中又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遣词用平等的私人信件形式的“致书”而非表臣服的“上表”，且自称天子，令隋炀帝杨广十分不快。不过杨广水到连高句丽都拿不下，拿更远的日本自然毫无办法，只好掩耳盗铃，命令鸿胪卿看见言辞无礼的表文不要再呈上。
不过，为了让倭国不帮助高句丽，杨广还是派裴世清与日使小野妹子一同去倭国报聘。《隋书·倭国传》称倭王对隋极尽谦恭，但《日本书纪》中仅记载裴世清对倭国大臣宣读诏书，由其转呈倭王，并无二人会面的记载，而且当时的倭国的推古天皇是女性，裴世清对这样新奇的情况全无记载不合情理，所以很有可能是《隋书》为自己贴金。
不过此时中日之间毕竟开始了友好往来，倭国再一次遣使时，虽然仍然强调与中国地位对等，但措辞中增加了尊重的意味，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唐朝建立之后声威远布，倭国不得不与唐朝遣使往来，倭国对唐使高表仁赐以神社的“神酒”，参照平安朝日本对视为自己藩属的新罗使节赐予神酒的惯例来看，竟似是以自己为天下之中，而将唐朝视为四夷看待，倭国王子也与高表仁争礼，导致出使不欢而散。
随着唐朝联合新罗进攻高句丽，对新罗吞并其境内的日本殖民地或盟邦伽耶、任那不满的日本，遂与高句丽、百济联合，对抗唐罗联盟。唐朝名将苏定方消灭百济后，由强势集权的天智天皇统治的日本更是深入介入朝鲜半岛局势，先后派兵数万支持百济反唐运动，直到白村江之战日本水军被唐将刘仁轨打得大败亏输，唐朝彻底平等百济反抗运动，才退出朝鲜半岛。
改变日本的白村江之战
自居天下之中的日本虽然经此大败，但并无投降之意，天智天皇重用百济流亡之臣在日本尤其是九州岛遍修山城，准备与唐军对抗到底，最终因为唐朝无意进攻日本才作罢。
公元701年，日本颁布《大宝律令》，国家建设进一步走上正轨，次年遣使武周，此后与唐朝恢复交往，大约二十年一遣使，唐朝方面认为遣唐使是朝贡性质，自认为天下中心的日本朝廷则未见承认这重意蕴，其派遣遣唐使的目的是学习唐朝制度和文化。
自居天中——以日本为中心的秩序
可见就是在中国武力强盛的隋唐时代，日本也不愿对中国服软，顶多基于其影响力尊为重要的大国。不但如此，日本还要求常打交道的新罗、渤海等国对自己行藩属之礼，而新罗、渤海基于实力对比，竟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倭国的要求。
新罗联合唐朝消灭高句丽、百济，之后又利用唐朝与吐蕃交战之机进攻唐朝治百济故地的熊津都督府，同时煽动高句丽民众反抗唐朝，最终与唐朝谈判，得到百济故地，得偿所愿，但其体量比日本仍明显不足，所以只能默许日本将其视为朝贡国。
直到新罗帮助唐朝攻击新兴的渤海国，唐朝赏以大同江以南的土地，体量大增之后，新罗才想与日本分庭抗礼，因此其使节常被日本以“缺礼”为由遣返。不过期间在公元752年东大寺大佛开眼典礼上，新罗王子金泰廉也依然承认其所献物品为带有进贡意蕴的“调”。
渤海国是粟末靺鞨建立的国家，其君大武艺将圣武天皇称为“大王”，意图平等交往，但日本将其视为藩属，对此予以拒绝。渤海因处于唐朝、新罗、黑水靺鞨包夹之中，对日本在军事、经济上有所祈求，因此虽不真正承认，但对日本将其视为朝贡的做法则予以默许。
自居天下之中并非中国特产，而是所有原始民族基于萨满思维共有的一种意识形态，不足为奇，尤其是中原王朝将这一意识形态建设成熟后，周边各国无不受其熏染，高句丽、新罗都曾自居天下之中，将靺鞨、契丹等族视为四夷，但对中原王朝则不敢不屈居边陲之位，不然则会像高句丽那样遭到无休无止的攻击。日本倚仗地处海隅，登陆不便，以及体量颇大，长期自居天下之中，深刻的影响了大和民族的心态。
日本的66个令制国
其实力一向被我国历史爱好者低估
唐武宗发动会昌灭佛之后，唐朝丧失了以汉传佛教为纽带连接起来的世界帝国的地位，每况愈下。公元894年，菅原道真认为对唐朝制度文化已经学习得差不多，且唐朝内部混乱，再去无益，建议停派遣唐使，对中原的心理弱势地位也逐渐消失。此后的日本引用佛教的“日本、震旦、天竺”的世界观，将日本与中国、印度视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三国，整个宋代，日本也不再向中国派遣官方使节，而是以僧人作为半官方使节来交流。
蒙元灭宋之后却折戟于日本，令日本人民族自信心大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甚至妄图消灭明朝，远征天竺，将日本看重的“三大国”都收归自己统治，德川家康建立锁国体制则更是令日本彻底脱出明朝主导的东亚体系，作为一个独立文明不依不傍。满清灭明后，日本更是视满清为腥膻，认为自己才能代表中华的正统了。
总之，日本在东亚封贡体系中，从始至终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参考资料：
冯玮《日本通史》
刘可维《丝路的最东端——从倭国到日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