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日本投降前的历史。
如果8月15日天皇不投降，日本将往哪里去？答案在半年前就有了谋划了。
1945年2，当日军在太平洋的中途岛、塞班岛、瓜达尔卡纳尔岛、吕宋岛和硫磺岛先后失守后，日本就知道盟军打到日本列岛，是迟早的事了。
紧急状态下，小矶内阁开始制定本土决战的“非常措施纲要”，发现这是日本内阁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
自明治天皇以来，七八十年了，日本从来都是对外远征国外，从未在日本国内进行过大规模的保卫战，如何实施全国总动员，把日本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畜都变成武器，抵御外国军队的“入侵”，是一个从未遇到过的问题。
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不仅是政府内阁的第一次，也是近代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
如何应对诸多难题，迅速拿出方案，小矶国昭从进入1945年第一天，就开始了盘算。
小矶国昭参拜神社
日本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虽然二战时实施了法西斯式的“统战制”，但议会还在，程序上凡事还是要由立法来解决问题。“一草一木，不按法律就无法触动。”
紧急事态下，前线和后方的划分，战斗行动和国民生活的关系，作战和生产的方式等诸多细节，已经无法逐一思考和细化条理，一个总原则，无论政府、军队还是国民，都要立即准备投入“本土决战”，明白当前危急情势，调整环境体制，适应作战需要。
在此背景下，“军事特别措置法”、“义勇兵役法”、“战时紧急措置法”等一批法律迅速酝酿起草出台。
总动员
6月22日，经第87届临时议会批准，日本公布了“义勇兵役法”。
我们知道，二战日本对兵役法多次修改，不断扩大征兵范围，不断降低征兵标准，最后大学生未完成学业，就中途“出阵”了。
现在，面对本土总决战，兵源显然要进一步扩大。
人马已尽，只剩妇孺老幼，如何征召？“兵役法”显然无法涵盖，因为这些被征召的对象，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兵了。
义勇兵役法就此出台。
它明确提出：
●全日本国民，除了按照兵役法的规定服兵役外，还要按照义勇兵役法的规定服义勇兵役。
●15周岁至60周岁的男子，17至40周岁的女子，“均须服役”。
●义勇兵编入“国民义勇战斗队”。
6月23日，陆军部以军令的形式，制定出台了“国民义勇战斗队统率令”，细化义勇兵召集组织编制方式，提出：
国民义勇战斗队，在各地区编成，按照各自的划分单位，冠以所在地名或工作单位名称。
编制上，各单位成立“分队”，分队在各自的作战地区组成“区队”，区队组成战斗“队”，战斗队在各地区编成“联合队”，联合队隶属于各地区司令官。
政府在解释这一法律的时候指出，义勇队的任务是“修复”被破坏的战备工程、“运输”弹药粮秣，“支援”防空警戒防卫活动等。
为了配合义勇队的组建，每个都、府、道、县的长官，都是义勇队的首长，市、区、町、村长，担任各自义勇对的队长。
同时提出，义勇队要尽可能广泛地吸收征召，但“老幼、病弱、孕妇、产妇”4种人除外。
在这一律令的指挥下，各单位、各地方、各村落，全部都变成了作战指挥部，妇孺老幼孕之外的所有人员，都成了“义勇兵”。
此时的日本，男人打仗了，妻子当兵了，学生出阵了，所谓全民皆兵，与盟国作战。
当时日本内阁情报部编撰的一本画册《写真周报》，对此大肆宣传报道，刊登了一期连狗也“应召”的照片。
《写真周报》上的应召犬
这一计划在小矶内阁时制定，在铃木内阁时公布并逐步实施，直到日本投降。
不过，此时的日本对内对外是两手准备，对外，与美军亲善，与盟军积极谈判，以保住天皇制为唯一条件进行讲和。对内则积极备战，全国布局，全民皆兵。
即便是在2颗原子弹落地、苏联宣布参战后的次日，日本陆相阿南惟几，仍然通过报纸向全国民众通告了日本继续作战的决心：
“纵令啮（niè）草嚼土，伏尸荒野，亦须断然奋战，相信死里自能求生。此即所谓七生报国，‘战到最后一个人’……”
8月12日，阿南和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仍在通过大本营，向直辖的各军司令官下达命令：“各军仍须坚决为完成作战任务而奋斗。”
这样的动员和决战命令，一直持续到8月14日天皇在御前会议上拍板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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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