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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凤凰周刊智库（微信号：fhzkzk）
记者|漆菲（发自东京） 编辑|关珺冉
“日本正在经历世代的变化。比我年纪大的很多人对中国持有一种赎罪心理，现在的年轻人对中国没有这种感情了，看法会比较理性。”
说起日本最知名的“中国通”，宫本雄二可谓首选。作为前日本驻华大使，现年72岁的他精神矍铄，依然维持着一口流利的中文。
在中国媒体上，他的故事总与中国老一辈领导人相联系。他的书架上，摆着与数位前中国领导人的合影。最显眼的一张，是他在上世纪70年代初陪时任首相大平正芳访华时，与周恩来总理的合影。当时的他年仅26岁，由此开启了与中国不可分割的缘分。
宫本雄二展示了70年代初陪同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时，和周总理等人的合照。他在后排左一。
2010年从驻华大使位置卸任后，他一直与中国各界保持紧密联系，每年来华四五次之多。更在两国关系发生摩擦之时，作为民间大使穿梭其中。以他名义成立的宫本亚洲研究所，重中之重亦是中国事务。
2012年以来，受到中日关系走低的影响，像他这样的知华派在日本的处境也变得艰难起来。虽然受到来自极右翼团体的批评，但他并不在意，反而笑言，在日的知华派比在美国的知华派处境强多了，“这三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会冷静听取我的意见”。
仅仅9个月前，他的心境也不像如今这般轻松。去年年末在京举行的第十三届“北京-东京论坛”上，中日学者在安保分论坛上剑拔弩张，作为日中关系学会会长的他神色凝重。而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今年10月迎来任内的首次正式访华，他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9月上旬，宫本在其位于东京港区的亚洲研究所接受了《凤凰周刊》记者的采访。在他看来，日中之间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他还笑称，即便两国关系真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也有解决办法，“但既然是秘诀，提前说出来就不灵了，会有很多人挑毛病”。
希望安倍能多接触中国老百姓
《凤凰周刊》：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作为中日关系的亲历者，您如何评价40年来的中日关系？
宫本雄二：中日两国在1978年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由时任日本首相福田纠夫访华时与邓小平共同签署。福田纠夫当时说“我们把木桥变成了铁桥”，表达对该条约的殷切期待。有了这个，日本方面才开始全面推动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因此后来的大平正芳首相开启对华援助，助力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不仅通过法律条文来约束两国的行为来保持和平，也同时奠定了日本全面对华开启合作的法律基础。
邓小平先生1978年来日本访问，看到了现代化的日本，认为一定要告诉中国百姓，现代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中国人的脑子里还是毛泽东思想，不太明白怎么搞经济。当时中国领导人选择了日本作为一个模型，让中国人了解现代化的国家是什么样的。所以当时日中关系有特别的意义。
这40年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2012年由于岛屿问题，让日中之间产生了激烈冲突。很多人说，我们面临着最糟糕的关系。但在我看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其实现在不算太差。1972年至今，日中建交已经46年了，那么往前看，1932年到1972年这40之间的日中关系又是什么样呢？当时的关系更差吧。所以我的底线就是，千万不要再打仗了。和平友好条约起到的约束作用也在此。
40年的发展当中，日中之间的经济来往，基础很巩固。有人说，现在有日企离开中国，但其实最重要的大企业都还在中国，并且继续不断加大投资，同时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百姓之间的来往与1980年代相比也增加了很多。所以整体来看，两国40年来的关系是值得予以积极评价的。
《凤凰周刊》：您对安倍首相10月下旬的访华有何期待？
宫本雄二：首先，我希望两国领导人能够加强信赖，毕竟领导人之间的信赖关系非常重要。其次，希望安倍首相能给中国国民留下积极印象，能够代表积极的日本。再次，也希望他能带回一个积极的中国（形象）。所以希望双方有关部门能够想出好的点子，策划这次的行程，除了高层之间的会面，我认为安倍首相更应该去接触到中国的基层百姓。如果能有这样的镜头，肯定能带回积极的形象。最后，李克强总理访日的时候谈到各个领域的合作项目，希望能够进一步推进落实。在经济、环保、医疗、养老、智慧城市等各个方面，让两国国民能够看到通过日中之间的合作，可以带来多么大的共同利益。
《凤凰周刊》：您会支持中日签署第五份政治文件么？
宫本雄二：我很支持日中签署第五份政治文件，我们一定要有新的方向和新的速度。过去的四个文件中，达成的共识落实得还不理想。作为法治国家，我希望两国能重新回到原点，将达成协议的东西遵守下去。这也是我这些年来的反思：你所做的事情符合四个文件的精神吗？应该多多检讨自己的行为是不是符合这些精神。只有通过法律的形式才能具有约束力。
中日回暖：“特朗普只是推了一把”
《凤凰周刊》：您曾提到，在这个新世界中，中日两国以世界大国的身份并存，这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今年以来中日关系回暖明显，但在安保领域仍有龃龉。您认为如何才能克服这些障碍？
宫本雄二：现在日中之间的问题是，新的因素进来了。第一，随着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两国之间在互相定位上产生了一些矛盾。第二，安全保障方面，新的因素也有了。
因为尖阁诸岛（即中方的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二战以来两国军方头一次直接对立。以前日本和中国在安全方面产生对立，大多是由于台湾问题造成的。比如一旦中美围绕台海问题发生军事冲突时，日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这是中方关心的问题。而现在，安保问题开始直接影响到了两国关系。
经济逻辑和安保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经济是双赢关系，安保是零和关系；经济是信赖关系，安保是绝不信任对方。为了保证国家安全利益，安全部门往往会从最负面的结果来看待对方。而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反应提高了，日本自卫队的压力也就来了，所以也开始不断扩大军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日美军事同盟被逐步加强。
上述因素交织在一起，日中关系就变得更为不好处理了。一些日本人认为，中国靠着军事力量强大，想要在东亚称霸，从而恢复过去明清时代的朝贡体系。相当多的日本人开始害怕中国，越害怕也就越靠近美国。中国人总是说“小日本”，总觉得不跟日本打交道也可以发展，另外日本总是听美国的，所以只要与美国处理好关系，就能顺便解决对日问题。双方都有不对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互相沟通太重要了，而只有真正理解对方的想法才能形成有效的沟通。
首先就是增进互信和互相尊敬。邻国的大国关系上，互相尊敬很重要。除了对于中国的大国地位，也要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体现出尊敬之意。中国对日本也应如此。有这样的心态才能谈及如何惠及两国。如果心态是“我是第一名，你要听我的”，肯定行不通。我曾开玩笑说，在亚洲，日本和中国好比在班里的一二名，现在是第二名要超过第一名了，第一名的心态会是什么样的？这个可以解释日本现在的心理状态。
安全保障问题的确不易解决，我思考了很久还没能得到最后的结论。按照经济学理论，随着生产力扩大，剩下的因素之间开始交易。但军事学，还是以掠取为考量。但过去与现在的世界完全不同了，历史上打仗或许能成为国家的一种选项，但如今在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发动战争——尤其大国之间的战争，只会让地球毁灭。
除了不断增强信赖关系，也需要进行危机管理。我希望两国之间能够建立更好的机制，在发生摩擦之时保障基本安全。此外，中日也应坐下来想一想东亚如何真正能达到安全——不只是自己的安全，而是全球的安全。
《凤凰周刊》：安全问题方面，日本将来的对华定位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
宫本雄二：谈到日中美的三角关系，涉及安全必与美国相关。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有几项原则，比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法律人士说，依据国际法，尖阁诸岛（即中方的钓鱼岛）是日本的岛屿，所以不存在纠纷。但这个真的不是纠纷么？那我们这些外交官费那么大劲，献出那么多宝贵的时间是干吗呢？这个当然是纠纷啊。所以我们应该定义，依据《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第一条，这个就是纠纷，只要是纠纷就可以坐下来谈。所有的纠纷，都能够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只要有一方提出是纠纷，另一方就有义务坐下来谈。像这样，把条约的每一条进行整理。
我们说，我们反对任何一国搞霸权。那我们就坐下来谈一谈，到底什么是霸权。针对军事力量的主张，如果双方有个标准，说明白究竟达到哪些条件才算是霸权，具体东西可以规定嘛。这样以后就可以遵循了。
有人说，宫本，这是你自己的想法，美国肯定不乐意的。但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不应该管美国，先坐下来开始吧。譬如谈到南海行动准则，中国同样应该积极呼吁日本参加，因为这同样也能变成制约日本的东西啊。但如果不参与就没有义务，想要有约束就应该参加。关于行动准则，东亚完全可以自己搞，达成一个统一的规则，这样东亚才能有一个自己的秩序。虽然日本在安全保障方面不能离开美国，但在规范方面都是可以先行的。
《凤凰周刊》：有分析认为，因为中美最近在贸易领域产生了摩擦，中国才开始拉拢日本了。在您来看，促成中日关系回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宫本雄二：从事外交这么多年，在我看来，日中之间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上台，的确改变了国际政局，也影响到了日中关系。但我认为，这不过是其中一个因素而已。站在长期的大局考虑，日中关系必须改善。而特朗普的上台只是推了一把。
谈到所谓国家利益的时候，要用更加广泛的视野来看待。因为安全问题只不过是国家利益之一，经济不是国家利益么？长期稳定的东亚乃至亚洲不是国家利益吗？稳定、和平的日中关系绝对是两国共同的国家利益。不和平就意味着冲突和不合作，这样对哪方都不好。
在我看来，日中两国最高领导人早就有意向要改善关系了。正因如此，他们从2013年就开始利用多边场合进行会面。为什么呢？因为背后有庞大的国家利益。可惜的是，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的脚步，因为这些事务关系到了国家安全和国民感情。
不过，即便夫妻吵了架，也总会冷静下来反省吧。随着国内外氛围的变化，越来越多日本人开始冷静思考对华关系。虽然一些人也许不喜欢中国，但据舆论调查，70%的日本人认为必须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我想安倍首相也是借助了这个民意。
只有国民成为朋友，误解才能消除。
《凤凰周刊》：虽然日本人意识到了中国的重要性，但中日共同民意调查去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对日本的观感有所改善，日本人对中国的反感度仍然偏高。在您看来，如何能让更多日本人对中国抱有积极态度？
宫本雄二：很多日中之间所谓的问题本身不是问题，而是由于误解造成的。我总说，日本人跟中国人做朋友肯定没问题（笑）。我在美国也待过6年，但还是觉得跟中国人更容易做朋友。因为如果只是外交官之间沟通，那当然没问题，我们有共同的话题。但普通百姓呢？我们跟美国人其实没有那么多可以交流的。由于日中文化同源，日本人跟中国人打起交道来显然更容易。
拿我自己来说，与同年代的中国人就有很多共同话题。上世纪60年代他们经历过文革，而1966年我正好大学二年级，当时也很关心文革。他们在内部，我们在外面。另外，我还是三国迷，从小读《三国演义》长大的，所以第一次去四川成都的时候，心里很感动，觉得终于来到了英雄所在之处。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曾看到报道说，当地的日裔与华裔或韩裔通婚的情况比较多，跟其他族裔结婚的就比较少了。这说明，亚裔之间的文化背景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
我在中国总共生活了十几年，结论就是，只有国民成为朋友了，才能改变对彼此国家的看法。而想要加深日本人的对华好感，依靠的不能是官方发言人的声音，得是国民自己的声音。比如16岁中国女生的烦恼可能与日本女生是一样的。需要让日本人看到，中国人跟自己一样，都在拼命地想过更好的生活。有了亲切感才能增进感情。因此我也希望两国旅游界的朋友们多做研究，开发新的旅游产品，吸引更多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去中国。
记得我当驻华大使的时候，上海已经是世界最时髦的城市之一，那时候很多年轻的日本女性去过上海。后来因为两国关系恶化，还有空气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很多人不敢去了。但最近全日空（日本航空公司）的朋友告诉我，去上海的日本年轻人又开始增加了。中国有那么多有魅力的地方，应该找到一个切入点，设计成旅游产品来吸引日本民众。比如像我这种喜欢古蜀国的人，就愿意去四川旅游。另外也要多考虑年轻市场的需求。中国现在也有很多新兴的年轻文化，应该多介绍给日本的年轻人。日本也有1亿多人口，1%的人关心也有100多万了。
《凤凰周刊》：受到中日关系的影响，像您这样知华派的作用也会发生变化么？
宫本雄二：目前来说，知华派在日本的情况比美国好多了。美国呢，总是发现问题之后才立刻采取措施。比如“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人开始全力对付恐怖主义，但其实当时的一些判断是错误的。安全问题不仅仅来源于恐怖主义，但当时美国只在意这个。
同样的，现在很多美国精英觉得中国要赶上来了，取代美国的地位，所以无论如何都要遏制中国。美国的舆论成了这样，知华派的声音在主流圈内变小了，过去他们提出的对华“接触”（engagement）政策也被反对派认为是错误的。
相比而言，日本社会总体是比较冷静的。很多人还没有理解到为什么突然间美国对华看法改变，他们无法理解。像我这样的声音这三年来反而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听我说话了。因为那些极端反华的人说的话最终被证实是不对的，而我们说的话是根据事实下判断，且有持续性，所以能获得民间信任。
不过，我也希望中国人能理解，日本正在经历世代的变化。比我年纪大的很多人对中国持有一种赎罪心理，现在的年轻人对中国没有这种感情了，看法会比较理性。但日本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不了解中国，只面向欧美。我希望中日的青年可以更有作为亚洲人的意识。
《凤凰周刊》：中日如何能够跨越历史方面的认识障碍？
宫本雄二：我认为，历史问题上日中其实已经达成了共识。
二战结束后，涉及历史问题，日本国内总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批评战后日本和政治家的多是左派（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支持参拜靖国神社、呼吁回到过去的人则是右派。左右常常产生冲突，中间的人则根本不关心、不参与、不发表。结果历史问题总表现为左右对立，主流的中间群体没有声音。战后70年，主流的声音终于开始不断刊登在日本媒体上，结论就是：我们当初侵略了中国，对此应该进行反省。
安倍首相过去参拜过靖国神社，但现在没了吧。近两年来，也没有日本阁僚再去了。这说明日中双方对此是有默契的。三四年前每年都有十多个阁僚去，因为这些人猜测去参拜的话安倍会高兴，对自己可能有利，所以才去的。现在开始有变化了，他们知道就算去参拜安倍也未必高兴。
福田康夫前首相不久前去南京参观了大屠杀纪念馆，虽然国内有人批评，但也是很小的声音。他为什么要去南京呢？那是因为他看了日本电视台今年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部纪录片。那部片子通过对很多人的口述还原了现场。我一直提醒日本同仁，不能从历史上得到教训的民族终究会灭亡。而为了吸收教训，我们必须学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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