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王毅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通电话。王毅表示，双方应珍惜和维护中日关系来之不易的改善发展大局，确保两国关系不折腾、不停滞、不倒退，不卷入所谓大国对抗。在这通电话里，王毅阐述了中方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反对日方介入涉疆、涉港等中国内政，要求日方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作为近邻对中国的内部事务保持起码的尊重，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了。

应该说，近年来对中国崛起最不适应的国家很可能就是日本。在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从甲午战争中确立了对中国的整体信心，这一信心即便在日本二战战败后也没有去除。时至今日，即便在中国GDP已经是日本三倍的情况下，日本仍然将中国视为“不文明”、“生产劣质产品”的落后国家，如果中国稍微强硬一点，日本又会加上“霸道”的标签。中国发展速度确实极快，但是日本在基本的情报能力上应该没有问题，问题还是在日本自己的认知形成上。

日本社会这种心态其实也很正常，因为日本的崛起得益于明治维新后成功地进入了现代国家行列，并且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成为了20世纪初的列强之一。尽管日本整体上只能属于二流列强，但考虑到当时能维持完全独立的亚洲国家仅有日本和泰国两个，因此日本也算是亚洲顶尖水准。二战后，日本从亚洲一流短暂滑落，但借助于美国开展冷战需要，日本再度成为美国在亚洲的最大盟友，并且可以说完全地接受了西方意识形态框架，并将其安装在日本未被彻底打破的传统政治格局之上。因此日本非常奇妙地同时保持了自由民主政治体制与传统的派阀政治，并抓住了相关产业外迁的契机运用既有的工业基础实现了经济腾飞，应该说日本在战后的恢复发展成绩确实出色。长时间在亚洲保持第一的地位，在社会心态上自然而然会有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不论左翼还是右翼。

同时，美国对日本的意识形态控制也非常严格，他们在2010年前仍然主要不公开地防范日本脱离美国控制继而彻底破坏美国在东亚的控制体系。在美国的塑造下，日本左翼对战争进行了有些过于深刻的反省，并相当程度地接收了日本被强加的“半主权”地位，而日本右翼虽然更接近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们也依托着现有的自由民主制度加上派阀政治获取利益，接受了这套游戏规则。加上美国对日本的媒体控制和教育界普遍的左翼倾向，日本深深嵌入并内化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叙事，很容易将自由民主与正义和繁荣等同起来，并且将承认美国的更优越地位作为自身优越于其他亚洲国家的认知基础。本质上，这是一种殖民地式的认知方式，而不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亚洲国家应该有的认知方式。

由于长期扮演着“二道贩子”角色，日本从社会到政治精英内心中是看不起亚洲邻居的，这点在日本驻华大使那句“日本社会对华态度恶化，中国应该反思”上展现得淋漓尽致。日本人对亚洲邻居的优越感，恰恰基于美国霸权的基础上。

应该说，日本在部分制造业领域、精密加工、金融、生物医药等领域仍然有自己颇有实力的优势，同时日本社会也高度成熟，即便在老龄化的背景下日本信息丰沛导致的文化创造创新能力也十分强大。虽然日本人一旦遇到跨部门协调就很容易出现集体无力，日本社会高度现代化也可以形成很强的专业化能力，有很强的专业文化。日本的对外渗透能力也很强大，其对于东南亚市场的深耕程度目前还是超过中国的。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日本这种模式是不可能具有足够自主性的，他们依附于西方中心秩序的地位自己无力改变，他们很难以亚洲国家的身份领导亚洲。

如果回顾更长的历史，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东亚的秩序始终以中国为中心，只是相互之间联系远没有现代密集。中国作为东亚的文明中心的关键在于中国拥有独到的制度传统，并且率先形成了以帝制为基础的强国家机制。基于有效统治超大规模国家的基础上，中国顺理成章地成为东亚世界的核心。而即便从现代世界来看，中国的体量、整体能力和文明的独立程度仍然拥有独立成为世界一极的潜力，完全可以并且应该重新成为东亚秩序的中心。日本的主导本质上是西方介入东亚的结果，而非东亚自身自然形成的秩序。在国家组织水平重回同一起跑线上后，中国超过日本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日本人对此错愕和不满本质上是作为精神西方人的不理解和心理反抗。

不同的是，20年前中国人天天喊着“与日本必有一战”，现在没人喊了，因为中国已经不需要太过担心日本的战略威胁，中国人发现我们不用战就已经超过了日本。而现在日本对华敌意加深，反而证明日本人真的开始担忧和害怕中国的崛起，这种一贯以来都存在的假设终于变成了现实。这种情况对于双方其实都是全新的，适应新身份需要时间，其中难免会有心态失衡的情况，只不过日本人的心态失衡要远远多于中国，因为他们将自己的主体性锚定在了西方中心论上，这正是中国崛起可能打破的。

中国崛起其实对于日本而言机遇要远大于挑战，只要中国保持发展，日本的声音预计将会越来越小。中国人已经非常明确，我们发展好自己，很多问题就逐渐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