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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日共处的模式是什么？日本需要考虑，如何参与到中国产业转型的过程中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前夕，“日本将停止对华援助”的消息在中国互联网不胫而走，带动了一波网友集体感谢日本的小热潮。很多中国人第一次知道，日本对华政府援助始于1979年，几乎伴随了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历程。
3.65万亿日元（合约2551亿人民币），是39年来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项目的总额。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上海的宝钢和浦东机场；武汉的长江二桥；京泰铁路的电气化改造等等，都是过去的日本援华项目。近年来，四川省汶川地震后的重建、老龄化社会之下的介护培训、空气污染防治等项目也均有日方相助。
“如今，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日本的对华ODA也完成了历史使命。”10月25日晚，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招待会上致辞时，安倍感叹说，正是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之下，中国才获得了震惊世界的巨大发展。中日经济联动的40年间，日本是如何从对华援助转向共同合作的？
从数字看日本对华ODA
对华ODA始于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执行之初。截至2007年度，日元贷款累计达到3兆3164亿8600万日元。无偿资金援助累计达到1398亿3300万日元。技术合作累计金额达到1849亿200万日元（截至2017年度末）。
【铁路与港口】
通过日元贷款实现了3842公里的铁路电气化，占中国电气化路线总长14864公里（2000年）的25.8%。利用日元贷款建设了359个万吨级以上大型船舶停靠码头，占全国总数的13%（1995年）和11%（2002年）。
【污水】
日本为59个城市的下水道治理提供了约2000亿日元的日元贷款。所建污水处理厂总规模约占城市污水处理能力的16%。城市污水处理率从1991年的14.9%大幅提升至2008年的63%。
【植树造林】
1999-2003年全国森林增加面积约为1600万公顷，其中通过日元贷款增加的面积为164万公顷，占10%以上，为沙漠化防治、土壤侵蚀防治、水患防治作出了贡献。
【消灭脊髓灰质炎、SARS对策】
1999-2000年，实施了派遣专家、培养人才、提供疫苗和器材。2000年7月中国宣布消灭脊髓灰质炎。在SARS发生后，为全国367家疾病预防中心中的131家（36%）提供了日元贷款。
【教育】
为全国1079所大学（2008年）中的22个省、自治区约200所高校（相当于18.5%）提供了日元贷款，完善了学校设施，实现了6000名教职员工的赴日进修。
【北京市的发展】
1984年成立的中日友好医院以及1988年成立的中国最早的康复中心，都综合利用了无偿援助、技术合作、协力队等方式。日元贷款对象的第九供水厂（100万㎥/日）和高碑店污水处理厂，都占全市处理能力（250万㎥/日）的四成左右。日元贷款对象的地铁1号线（13.5km）和13号线（40.85km），占13号线运行之初（2002年）当时地铁总长（95km）的57%。
来源：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中日友好”之下的对华援助
回忆往昔，日本人多用“自上而下”的目光审视这场“雪中送炭”的开端，其中饱含对侵华战争的赎罪感。
东京千代田区，在负责对华ODA项目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总部，JICA东中亚部长藤谷浩至用幻灯片回溯起中日交往的这段历史。
JICA东中亚部长藤谷浩至用幻灯片回溯中日交往的历史。
“随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放弃了对台外交关系，中国放弃了战争赔偿。周恩来总理说，战争中最坏的是领导人，国民是执行者。这个想法在两国高层之间达成共识。不过，由于当时文革还在进行，中国的理念是自力更生，并没有要求对外援助。”藤谷浩至回忆说。
变化发生在1978年。同年10月22日至2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赴日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仪式。除了政治访问，他还参观了日本新日铁、松下、日产汽车等公司，并乘坐了从东京到京都之间的新干线。
邓小平回国后不久，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心将未来的发展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按照邓小平之前的设想，是希望日本能够援建一个像韩国浦项那样的世界级钢铁厂。韩国企业家朴泰俊创立的浦项钢铁公司，正是学习日本新日铁公司发展起来的。
于是，中日之间的第一个合作项目定在了上海宝山钢铁厂（宝钢集团的前身），主要从新日铁引进技术装备。宝钢从日本引进干熄焦技术后，成为国内首家采用这一技术的企业，之后更将该技术传播到全国各地，为1996年中国粗钢产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迈出了第一步。
“日本将其钢铁生产方式引入到了中国，不但让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了，还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经营理念，把中国整个钢铁行业的发展模式都改变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中小企业研究室副主任马淑萍向《凤凰周刊》如此评价。
宝钢建设之时，正逢日本企业在世界攻城略地之际。与之相伴的，还有日美之间愈演愈烈的贸易摩擦。为了消解来自美国的风险，日本大力推进对华交往：不但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交；更成为首个对华提供ODA的西方大国。
ODA方面的合作始于1979年。“1978年缔结和平条约之后，中国期望日本能提供援助，日本也很愿意。”藤谷介绍说，因为中国放弃了赔偿，很多日本高层认为，应该多帮助中国发展。但这引发了其他国家的不悦，很多周边国家担心如果日本对华倾斜，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
为了打消外界的顾虑，1979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时发表对华ODA“三原则”：第一，不提供与军事有关的援助和合作；第二，跟亚非各国（尤其是东盟国家）的项目不会受到影响；第三，日中关系不是排他性的，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协调之下才合作的。
与此同时，大平正芳还向中方通报了第一年的500亿日元贷款，包括扩充北京到秦皇岛之间的铁路、建设秦皇岛港口，建设湖南五强溪水电站等6个援建项目。
当年日本参与援建的大瑶山铁路隧道。这是中国第一座长度超过10公里的双线电气化铁路隧道。
谈到当年政府的考量，日本外务省在其出台的《ODA白皮书》中写道：中国把经济现代化作为最优先的课题，推进对外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1979年以来，日本对华ODA政策的核心理念是支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除此之外，促进对华政治与经济关系，同时对放弃战争赔款的中国在ODA方面予以特殊考虑。
中国则对日本通商产业省（现经济产业省）制定的产业政策表现出了强烈兴趣。曾在经业省工作过的日本学者津上俊哉向《凤凰周刊》解释说，当时日本的产业政策残留着战前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容，比如产业界团体一体化、国民抱团来达成业界目标、制定国家总动员体制等。
“当时最大的课题就是日中友好。”据藤谷浩至说，除了政府，民间交流也很多。“很多从日本制造业领域退休的人，都去中国进行技术指导。”
1980年代，越来越多参加过二战、对中国怀有愧疚情感的日本人加入其中。当时两国还开展了青年海外协助队的派遣交流。“胡耀邦时期有3000名日本人去中国参加青年交流项目。日本也做了类似准备。但我们没办法一下子邀请上千人，所以改为每年邀请100-200人来日本访问。李克强总理年轻的时候就曾作为青年代表来过日本。”藤谷浩至说。
除了大型基建和技术项目的援助，日方还参与了中国经济社会体制的建设。“当时，不论政府部门、国有企业还是研究机构，中日之间进行了全方位的交流。例如，日本民间组织社会生产性本部和中国企业联合会合作培养了很多的企业家。后来因为机构改革，一些合作被撤消了。”马淑萍说。
国力逆转改变援华思路
虽说大平正芳当年促成了日本对华援助，但他不无悲观地看到：“现在是友好气氛，好像很热闹，30年、40年后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一定会有难题发生啊！”结果一语成谶。
1980年代，随着日本对华贸易赤字扩大，中日贸易摩擦的隐患增加。这让双边合作项目遭遇掣肘。1981年因未能按计划购买机器，宝山钢铁厂一度陷入资金困境。直到1985年9月，钢铁厂1号高炉才得以开炉。
这一时期，1981年的“宝钢合同变更问题”、1982年“教科书问题”、1985年“参拜靖国神社问题”、1987年“光华寮问题”等涉及经贸、历史、台湾方面的敏感因素不断发酵。虽然中日达成的基本共识及日本对华ODA政策未被撼动，政治隐患初现端倪。
1989年之后，一部分日本政府人员退出了ODA项目，但并未中止其援助政策。1992年6月，时任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制定了集大成的《日本ODA大纲》，政治色彩加深。1995年8月，日本以中国进行核试验为由，冻结了除人道主义紧急援助和民间援助以外的所有无偿援助，援助金额也从1994年的约78亿日元骤降至约5亿日元。而当1996年中国声明暂停核试验后，很多无偿援助又逐渐恢复了。
日本《朝日新闻》披露了当时自民党内的主流意见：“中国正朝向大国化方向前进，有必要全面重新审视对华经济援助政策。”日本著名战略家佐伯喜一更直言不讳道：“日本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对自己产生威胁，对华ODA将不再用于经济建设，而会用于环保和其他领域。”
对此，藤谷浩至解释说，1990年代日本进入泡沫经济时期，中国则处于增长较快的阶段，“所以有人觉得，应该把援助集中在更需要的领域”。2001年，日本政府重新修正对华援助计划，协助对象地域和范围变得更为集中——地域从沿海发达地区改为内陆，范围也缩至6个方面：包括环境以及感染病防治，应对贫困、民间活动的支援等课题。
中日国力的逆转在21世纪初逐步体现。1999年到2000年跨世纪之际，中国军费突破千亿，“对华ODA毕业论”呼声在日本越来越高。围绕“ODA项目要不要叫停”的争论一直未停。日本ODA项目曾以1400美元的收入为界限，中国人均收入在2003年达到了1090美元，之后两三年便达到上限。
2004年夏天的亚洲杯足球赛上，日本夺冠，中国获得亚军。同一年，日本国会派遣议员赴华实地考察，之后决定将终止有偿援助的部分——日元低息贷款项目。2005年，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在2008年停止提供对华贷款，但仍保留向中国提供以节能和环保为主的技术合作。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日本仍然进行了多项支援，包括耐震建筑技术、树林恢复、防灾教育等。
2015年JICA在黑龙江省举行的土壤改良讲座。
直到今年10月23日，日方宣布，对华持续近40年的ODA项目将于年内全盘告终。安倍晋三在访华时总结说：“在这一过程中，日本通过ODA以及民间投资，与中国一同前行。”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作出积极表态：“日本对华官方资金合作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也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是中日互利双赢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比于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中国算是日本ODA项目的“优秀毕业生”。2007年12月，时任日本外相高村正彦访华期间，与中方签署了最后6笔涉及环境保护投资460亿日元，宣告对华有偿援助的终结。2008年，中国成为ODA纯返款国。以30年限的返期推算, 2037年前能全部还清。
JICA作为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实施机构，并未因ODA项目的终止而停止对华合作。JICA理事长北冈伸一告诉《凤凰周刊》：“中国如果觉得还能从日本找到值得学习的地方，就可以继续开展合作。”环境和社会问题是JICA目前关注的议题，其将带领更多日企到中国进行交流。此外，日方还派遣了法律顾问到中国政府部门，为中国法律体系建设提供协助。
“考察深圳成了一种流行”
2010年，中日国力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大逆转——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40年来，对我冲击最大的正是这一刻。”日本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江原规由向《凤凰周刊》感慨道。很多日本人至今无法接受这一现实，他们会说“日本从未把中国当作过对手”，“中国展示的实力只是虚胖”，“等你们的人均GDP超过我们了，再来嚷嚷吧”。
2007年，中日技术合作“草原生态保护节水灌溉示范项目”举行实施协议签字仪式。
但企业界的心理可没有这般轻松。最近对日本主要60家企业的一项调查显示，40%的公司认为5-10年后在自己的主要领域将被中国企业超越。
今年9月10日，日本著名商业周刊《东洋经济》发表专题文章《日中50领域的企业实力彻底对决》，把中日50个领域做了对比，最终结果是日本21胜、中国28胜、一平。中国有优势的行业为：AI、显示屏、智能手机、电池、新能源汽车、技术金融、宇宙开发、无人机等；日本有优势的行业为：半导体、机器人和工作机械、动画视频、高铁、医疗器械、钢铁、汽车、数码相机等。
上述比较未必绝对准确，但说明同为制造业国家，日本并没有轻视过中国，优势和劣势看得十分清楚。
“自从2014年中非合作论坛召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以及海外投资势头较猛，国有企业走出去和对非洲的影响力，让日本变得敏感起来。”长期往来于中日经济圈的马淑萍说，“最近我觉得日本人能够比较正确地接受中国的发展了，也认识到了中国的一些优势。一些保守的大企业更提出要向中国学习，开放了很多。”
今年6月，松下纪念馆在北京正式开放，展览中介绍了已故松下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经营理念，也回顾了中日交往的历史。纪念馆设立在1987年两国合资建成的显像管制造基地厂房内。据说厂房建成的时候，松下幸之助给出过一则“预言”：“如果中国有一天追上了日本的技术，开发了日本没有的新技术。那个时候，请把技术卖给松下电器。”如今预言成真：中国企业开始制造成品，日本企业成为外包商制造零部件。
为了在技术领域保持优势，日本政府绞尽脑汁：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今年2月召开“技术革新战略调整会议”，出台包含具体行动计划在内的“综合技术革新战略”。丰田、软银等日本大企业更组建自动驾驶公司Monet，渴望在中国早已领先的出行服务市场大干一场。
2017年，JICA长期进修回国人员走访成都温江区的社区养老设施，对不同模式的养老机构进行调研。
“对日本经济界来说，这几年考察深圳成了一种流行。”日本记者森田（化名）告诉《凤凰周刊》，才一年多，他就去深圳出差过四次。今年7月，日本权威经济杂志《周刊钻石》做了关于中国经济腾飞的特辑，其中称深圳为“超速度·变幻如风”的城市。朝日电视台则播出了针对深圳的专题片，题为“世界最先进的都市”。
今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日后，雄安新区也登上了《日本经济新闻》：《中国将诞生自动驾驶“新都市”》。随后日本企业组团考察了雄安新区，松下电器更与中方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雄安新区代表团还在10月与日方达成互访协议。10月8日，日中经济协会的代表团来到内蒙古自治区，了解当地煤化工基地的产业链延伸和转型升级事宜。
“应将作为经济强国的中国视作日本的优势。”北冈伸一说，日中做邻居共同相处了两千多年，我们早就习惯旁边有个庞大的中国了。“我们必须探索出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方式。”
中日未来共处的模式是什么？“日本需要考虑，如何参与到中国产业转型的过程中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中国委员会（下称“经团联”）企划部董事长仓内宗夫观察到，中国经济从原本的商品生产为主，逐渐向服务型产业转变。“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日本正处于老龄化社会，日本看护产业发达，中国可提供服务行业经验，这就是两国可以互补的领域。”
“合作是最好的方式”
自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双边贸易额一直持续增长，但受到2012年日本政府“购岛”风波的影响，之后连续五年出现负增长。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2013年以后也连续4年出现负增长，直到2017年才实现逆转。
“政治关系的恶化虽然造成影响，但更大的原因其实是中国成本的提高和竞争力的增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中国北亚课的箱崎大向《凤凰周刊》解释说，2017年之所以对华投资增加，是因为每过一段时间很多设备老化，需要定期更新。加上中国汽车市场一直在扩大，对日本来说有投资空间，因此也不断在扩大生产力。
随着近两年中日关系的转暖，日企的投资意愿也在恢复。据JETRO介绍，2012年两国关系恶化后，中国地方政府在日本召开的投资研讨会的数量在2013年度减少至2场，但在2018年度，仅4月至9月就达到了18场。
箱崎大说，日本中小企业渴望去中国投资的数量很多，但面临信息不足的课题。JETRO为此特意设立一个事务所，为它们搜集提供相关知识，统一提供给企业。
此次安倍来华期间，更是率领了“史上最强阵容”的代表团，包括500多名对中国机会“如饥似渴”的商界人士。在国内市场日趋饱和的情况下，日本经济界期待与中国在创新和高科技领域展开合作，这也契合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需求。
“日中国力逆转的背景下，对日本来说，合作是最好的方式。”江原规由说。
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共签署了52份文件，涵盖交通物流、能源环境、产业升级、金融支持、地方开发、物联网、医疗健康等多项议题，与会企业来自日本商社、工程公司、钢铁重工、汽车、电力、金融、物流、IT、机器人、住宅建设、观光等多个行业。
今年4月，中日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方面初步达成共识。5月李克强访日期间，中国发改委、商务部与日本外务省、经产省共同签署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并设立跨部门“推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机制”。9月，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机制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合作虽然可期，但日方仍有顾虑。今年9月，一份由日本21世纪中日关系展望委员会编写的建议书呈交给了李克强总理。建议书中，日方提出了对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忧虑：例如所在国政府主动参与以及相关的协作如何处理，中欧班列在内的物流渠道能否完善，以及日元海外贷款的运用、贸易保险等金融机构如何积极参与等问题。
面对可能产生的问题，江原规由看得则很积极：“中方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为破解这些共同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东南亚很多国家和日本走得很近，日本从制度上被它们认可，如果中日合作可以减少很多顾虑。”马淑萍说，此外，在基础设施的整体规划上，日本会考虑当地环境、社会、教育等问题，可以借鉴其在整体设计上的优势。”
当丸红、伊藤忠、三菱日本等大型商社进驻第三方合作机制后，也给中日未来的合作带来了强有力的保证。“与之前同法国、美国等在第三国单一项目的合作相比，目前的可行性更高了。我的队伍，你的设备；我的地缘优势，你的技术经验……这些将改变中日总是竞争的现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说。
日本对华援助虽然结束了，中日共同对第三国的援助之路却开启了。今年中日韩首脑会谈期间，三国首脑决定将对东盟国家进行联合投资。“我们很了解‘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中国对东盟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日中今后也会保持沟通，如何在经济方面继续帮助东南亚。中国成立了国际发展合作署，我们希望这样沟通起来会更有效率。”藤谷浩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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