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仍未从京都动画工作室纵火案的震惊中走出来，日本舆论在痛苦地反思造成这一切的深层社会原因。

30多人死亡的惨案，这在战后日本是史无前例的。但更让日本人难以释怀的是，今年已经发生数起性质类似的恶性犯罪。不到两个月前，川崎市一名51岁的男子刺杀私立学校的学生，一个12岁的女孩和39岁的家长被杀，17人受伤。该案4天后，东京一位年逾古稀的日本前外交官持刀杀死了自己44岁的亲生儿子，原因是这个有暴力倾向的儿子，曾扬言要杀隔壁小学的学生。

这连续三起恶性犯罪，都与一个群体有着直接关系——中年失意群体。这个群体已经成为日本面临的一个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对公共安全的威胁也越来越现实。

京都纵火案案犯41岁，川崎市凶犯51岁，外交官之子44岁，他们都算是人生的失败者，纵火案犯曾因抢劫入狱，现靠政府福利度日，后两个被称为“茧居族”，也就是长年足不出户，靠啃老为生。他们都人到中年，未来奋发图强实现逆转的可能性几近于无，人生只会一步步朝下滑落，对未来不再抱希望。

他们自身本来就存在性格缺陷，不能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去消化心理和生存压力，去面对可能的挫折和心理落差，长期积累的消极情绪碰到诱因刺激会在短时间爆发，酿成后果严重的个人极端暴力犯罪。这类犯罪人多以周围熟人、特定报复群体、公共场所不确定人群为目标，短时间内造成大量伤亡及间接损害。

这个群体并非日本独有的。尤其中日韩这三个东亚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共性。韩国也发生过数起人生失意者的无差别伤害案件。中国曾有调查发现，制造极端暴力事件的社会“失意群体”，大都是40多岁的男性，他们的生活状态呈现出无希望、无法纪、无信仰等特征，即所谓的“四零”现象与“三无”特征。

还有媒体总结出这个群体有三感：颓丧无力感、相对剥夺感、社会抛离感，“多是无业或没有稳定工作、长期被边缘化的失意群体，逐渐滋生对自身、他人及社会的偏见。”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中国舆论出现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一些媒体在报道此类案件时，有意无意突出罪犯“底层”“悲情”的一面，将反思的矛头引向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否定和批评上。现在结合日本和韩国的情况看，问题显然不是那么简单。中日韩体制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但都出现了这个共性的问题，说明症结在社会的更深层面。

就社会发展的规律而言，这带有一定必然性。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有地区与地区的不平衡、产业与产业的不平衡，最终都体现在人与人的不平衡上。不平衡必然会催生矛盾，甚至冲突。国家和社会，必须不断地化解这层出不穷的不平衡，才能取得更高层次的发展。

日本有媒体呼吁，国家和社会要加强对中年失意群体的实质关怀，帮助他们解决现实生活的困难，疏导他们的消极情绪。这同样值得我们参考。

中日韩三国有共性，也有明显差别。日本和韩国都是发达国家，日本社会比较成熟，但相对冷漠，亲情淡漠；韩国的贫富差距阶层固化，近年来引发不小的民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一切都在快速变化，转型期激化了一些社会矛盾，但较快的发展速度，也得以较快地化解这些矛盾。另外，中国人看重亲情，这对社会同样是积极有益的。政府、社会和家庭，应该三位一体，携手打造让每一个成员都能感受到温暖和希望的生活环境。相对来说，在中国，家庭的分量最重，社会的分量最弱。建构一个更成熟的社会，是中国接下来努力的方向。

总之，日本的惨案，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日本走在前面，它这些血的教训，栽过的跟头，对我们来说，都是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