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计前嫌，配合国民党阻击日军

当时，对于解决皖南事变和新四军问题，中共提出的条件中核心的是两条，一是释放叶挺，二是恢复停发的军饷和弹药，但蒋介石一直不肯答应。这时日军在解除了苏联的威胁后，从日本和朝鲜调来了三个师团，增援一个师团。总共集中了六个师团十万人，1941年5月7日，猛攻中条山地区。

中条山位于晋南，横亘黄河北岸，东连太行山，西接吕梁山，是洛阳和潼关的天然屏障，国民党卫立煌部三个集团军二于万人以此为根据地，曾十几次挫败了日军的进攻。对国民党来说，中条山之战至关重要。

5月8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重庆国民党方面同周恩来谈话，说明日军发动新的军事进攻，要求我们在军事上配合。5月9日，毛主席等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领导人，提出我军在配合国民党作战中的方针：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应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次日，毛主席致电周恩来：”已电总部拟具配合中共中央军作战计划，惟新四，饷弹，放人三大问题，请蒋速予解决。”

5月14日，毛主席致电彭德怀说：”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殷切。判断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同日，他致电周恩来，要他转告苏联驻华使馆武宫崔可夫及党外人士：”武汉失守后，两年半来，日本政策是主要对共，放松对国，以利诱降。故两年来，国民党对日打得很少，它也和日本一样，主要对共，放松对日，发动两次自毁藩篱的反共高潮给日本看，希望日本不再进攻，这个政策是根本错误了。我党对日则无日不战，对目前进攻，又决定配合作战。”

5月18日，《解放日报》发表毛主席写的社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指出：”中国现在是一堆民族革命的大火，在这里高举着火炬的是几万万人，而共产党则站在这个火炬行列的最前列。“

但是，日本在发动中条山战役的同时发动了谣言攻势，诬蔑共产党和八路军。5月25日，毛主席在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揭破远东慕尼黑新阴谋的通知中，揭破谣言，指出事实上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军”，八路军虽没有领到一颗弹一文饷 ，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此次晋南战役，八路军复自动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一切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战失败，以利投降。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

虽然集结在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约有十五六万人，虽有八路军积极配合作战，国民党军仍然溃败，在三个星期内损失兵力约七万人，最后不得不退出中条山地区。6月6日，毛主席电告周恩来：”中条山战事已告段落，敌人似在收兵休整，下一次进攻方向可能是河南。”

当时国民党军在中条山溃败，刘伯承邓小平向中央建议，提出建立太岳军区的问题。毛主席认为不妥，制止了彭德怀、刘伯承等部署进攻中条山的行动。6月9日他电告周恩来，”此事只能取合法步骤，朱彭给卫建议电即转给你，望你在渝有所活动，蒋如真欲保卫河防，只有让我进入中条山，如他不许，则我可解脱责任”。”此次中条山损失恐在十万至十五万之间，为上海战役以来最大损失”。”目前我对国民党方针是着重于拉，中条失败后拉好的可能性甚大”。

中条山之战，国民党军队希望八路军配合支援，虽然最后失守，但经此一役，国共两党自皖南事变之后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毛主席在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问题上，始终是有理有力有节，既要有所配合，又不能无条件地配合，不吃他的”激将法”，但也不消极作战；还必须解除蒋介石怕我们背后打他的担心，让国民党感到我们是尊重他的指挥权的，运筹帷幄之中，展示了高超的指挥艺术。

二、苏德战争爆发

1941年6月22日，德军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一千八百多公里的漫长战线上分为北方、中央、南方二个集团军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爆发。德军在战争的第一天就前进了五十至六十公里。战争初期，苏军有二十八个师被全歼，七十个师人员武器损失过半。德军进展神速，7月l5日 ，就打到离莫斯科只有二百公里了。

7月，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举行了代号为”关特演”的大规模演习，并将关东军由十一个师增加到二十个师，总人数由四十万增至七十万，这都是针对苏联的。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不断催促日本早日出兵与其东西两线合力夹击苏联。

苏联面临着德日夹击的严重威胁，高度紧张的苏联军方代立即要求中共中央立即以最为有效的方法即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来牵制日军可能的进攻，甚至在9月7日要求一旦苏日战争爆发八路军派兵进入南满。但毛主席不是王明，他的一切考虑都必须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出发，从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不可能满足苏联不切实际的要求，对于八路军进入南满这样不着边际的要求，更是明确回电表示拒绝。

7月2日，毛主席等致电彭德怀，指出：”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如日本攻苏，将在华北加强镇压。我军需要准备配合苏军作战，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

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各地领导人停止一切刺激国民党人的做法。7月12日，英、苏两国在莫斯科签署关对德作战的联合行动的协定，毛主席马上得出判断：即使苏联西线战败，日本攻苏，苏联也至多只是陷人长期战争中。而”英苏协定已奠定最后胜利基础”。因为”美德美日冲突均不可免，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

陈毅、刘少奇曾于7月2日致电毛主席，说：”如日本向苏联进攻，我们号召全国向日寇反攻，即使国民党不积极反攻，我八路、新四军亦须独力反攻，以牵制日本，敌后某些据点可能放弃。”7月18日，毛主席即复电刘少奇指出：反攻口号是对的，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要制定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也就是说，中共军队只能在已有的根据地内采用已经行之有效的游击战略战术配合，而不能为了配合苏联就付出盲目的牺牲，毛主席不会犯王明、项英那样盲目跟风苏联、以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圣旨的错误。而且把马列主义理论深深扎根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三、吸取教训，党内整改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遭遇的最大挫折，事变发生后，毛主席陷入了沉思。夜深人静时，只有窑洞里的那盏油灯，在缭绕的纸烟雾里摇曳着，陪伴着他。

皖南事变，固然是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策划和血腥屠杀造成的，但我党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除了敌人的凶残，我们的错误也值得反思，只有认清错误，引以为戒，中国革命才能走向胜利。应该说，皖南事变的根本原因是新四军的领导人特别是项英在抗战初期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没有大力发展新四军的力量。

在武汉失守前，国军溃败，我们猛烈发展，对蒋介石的办法应该是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我军可以大发展，但由于王明当时在长江局任书记，受他的右倾错误影响，项英没有大力发展新四军，老是说军队少而且没钱用，不知道独立自主发动群众也不了解夺取政权的重要性，没有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

项英犯错误的根源又在哪里？在江西苏区苏维埃运动后期，他犯过”左”的错误，在抗战时期又犯了右的错误，导致新四军的惨败。毛主席说：”左和右看似两个极端，但像项英同志这样由左转到右，则说明了因果相通。”那就是，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

毛主席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如果不使全党同志都认识到主观主义，不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危害，中国革命还会遭受这样那样的挫折，导致这样那样的失败。抗战以来，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到1941年党员已经发展到八十万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新党员。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情况变得比较严重。

抗战以后，我党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有的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有的是从桂林、重庆等”大后方”来的，有的是从清华、北大等不同学校出来的，有的是在香港、南洋做秘密工作的，他们对马列主义还知之甚少，把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了党内，有些人甚至搞起了自己的”小宗派”。对全党进行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毛主席看来已经是越来越紧迫的任务。

1941年5月，毛主席在中央宣传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拉开了为期二年多的”整风运动”的序幕。他尖锐批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倾向，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

毛主席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是许多人在此之前从未感受过的。他讲出了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年来自己最想讲的肺腑之言，振聋发聩，引人深思。

7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毛主席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主席兼政治研究室主任。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8月31日，毛主席为《鲁忠才长征记》写了按语。《鲁忠才长征记》是高克林于1941年8月13 日晚向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以及王毓贤、孔照庆进行调查后根据记录整理而成的。这个调查报告具体地记述了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验，包括牲口数、往返日期，沿途的各站概况，生活情况及问题、经验教训等。

毛主席在按语里说：”这是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9月14日，这个调查报告和毛主席写的按语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9月13日，毛主席向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着重讲了两个问题。

• 一、情况是逐渐了解的，认识世界需要不断地努力。他说：”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的，进步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毛主席还回顾了自己调查农村、认识农村的过程，是经过六七年时间才基本完成的。
• 二、方法。毛主席说：”一、用分析和综合，先分析后综合，在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应当学习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和苏东坡研究历史的八面受敌法。二，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十样事物中，”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么，仍旧是没有发言权的”。

毛主席发动整风运动，首先要肃清的还是王明错误路线。因为中国革命中犯的一系列”左”右错误，根源都在党内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是”犯思想病最顽固的”。他们的思想不打通，下面干部的思想就跟着混乱，也打通不了。

到1941年，王明已经无法威胁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他在党的中央会议上仍然有发言权，还到处作报告，讲学，他的错误思想在党内的影响依然存在，1940年他的《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居然再版了二次。毛主席在整风伊始，就正式点名要解决高中级干部的思想问题，矛头所向就是王明路线。他对王明本人，毛主席还是极力帮助挽救，他提出”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不在党内搞王明式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