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华声论坛

在日本做公务员，除了“生活安定”这一点足够吸引人以外，其他方面还真是没什么特权，甚至在关键时刻，因为是个公务员，还得带头“礼让三先”。

例如：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日本媒体采访福岛避难者，一位叫横田律恵的避难者就对媒体这么说：“因为丈夫是公务员，所以救急的临时住宅，按顺序肯定只能排到最后了。为此不得不在很远的郡山租房子住，而且我现在也没找到工作。”

当然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只能说明这个公务员权利不够大而已。日本首相这个职位，相信是日本公务员中的最高级别了吧，但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去福岛灾区探访灾民，福岛灾民们可以冲着他毫不客气地说：“你就打算这么无视我们？带着你们内阁的人，你们也来这儿住住试试看！”

面对灾民的指责，菅直人的第一反应是马上停下脚步，对朝他喊话的灾民致歉。更重要的是，日本首相的身边不会出现任何保镖式爪牙，出手将那位冲着首相大呼小叫的平民百姓当场拦截或者带走——因为没有谁敢这么做，谁敢打压民愤，马上就会被全日本的民愤赶下台。

日本前复兴大臣松本龙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这位负责日本震后复兴的政府大臣跑到灾区去，因为对地方官员说话无礼，态度傲慢，被媒体曝光后，引起日本国民反感，仅仅当了9天的复兴大臣便不得不泪流满面地引咎辞职，被民愤赶下了台。

日本前首相菅直人

出言不逊也得引咎辞职，如果有什么经济问题，就更得走人了。例如日本前外相前原，因为收下在日韩国人20万日元（约1万元人民币）的政治献金，违反了有关规定，而不得不辞去外相职务。还有前首相鸠山，是日本数一数二的富家子弟，因为家里有钱，鸠山母亲便大手一挥，每月给儿子1500万日元（约87万元人民币）的零花钱，结果全日本人民不高兴了：你一个月零花钱就1500万，我们一年拼死拼活能赚1000万（约58万元人民币）都算高收入了！于是从日本媒体开始，大家都开始质疑鸠山母亲给儿子一个月这么多零花钱，是为了想“偷税漏税”，最后，连东京地检特搜部都出动了，闹得鸠山不得不主动提出辞职，并按规定接受检查，才总算平息了此事。

我所居住的西日本这个城市，有一名议员想要竞选本市市长，需要在大街小巷张贴印有这位议员大头照的宣传海报，因为我家院子三面临街，正处在一个来来往往的十字路口，是个张贴海报的好地方。所以，这位议员的秘书拿着海报到我家来按门铃，希望我能允许他将这位议员竞选市长的海报贴在我家院子的外墙上——说实话，这对于我而言是个顺手推舟的人情，但是，我迟疑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干干净净的院子外墙，突然张贴一张花花绿绿的竞选海报，太不雅致了!

遭到拒绝之后，那位议员秘书并没有表示出任何不悦，依旧客客气气地朝我鞠躬之后方才离去。我以为，这么件小事，也就这么过去了，但没想到一个多月之后，我收到了这位议员亲手写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说：“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上一次‘海报事件’让您为难了，给您添了麻烦，真是对不起。”

中国有句老话，叫“上行下效”——上面的人怎么做，下面的人会跟着学样。且不说日本政府的官员们的能力如何，但是起码一点：从日本首相开始，由上至下，大家都是很注重自我形象的。因为一个人的形象，往往是一个人的品牌，你的“个人品牌效应”越高，未来获得的选票和支持率就会越高。

上面所介绍的，都是日本的政府官员或议员。在日本的公务员划分中，官员或议员属于“特殊职公务员”。而至于日本的其他职能部门的普通公务员，如日本的市政府、税务局、海关署等，去这些地方办事，有一个和国内截然不同的感觉是：在这里，这些“衙门”里的人对你招待得小心翼翼。

例如三年前，我从名古屋搬来大阪，去这两个城市的市政府分别办理“搬出”与“搬入”的登记手续，不管是在名古屋还是大阪，市政府的职员都是满面微笑地站着为我服务的，而我是轻松坐着的，尽管整个手续的办理时间连10分钟都不到，但市政府职员依旧会鞠着躬对我说：“真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不仅是我，我周围的许多中国朋友在日本办事，都受到过同样的礼遇，为此，这些朋友们都很感叹地说：来了日本之后，才算见识到了真正的“人民公仆”。

一个政府的公务员，能够做到对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也谦和有礼，不敢放肆，当然得归功于他们的职业道德不错。但是，一个政府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所体现的，并非公务员自身的为人道德水准，而是一个政府的监督部门的职业水准。一个政府的监督部门是否合格，看看该政府的公务员们对普通百姓的态度，便可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