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儒家与商业伦理】推送2005年杜维明先生在两岸企业家高层论坛上的讲话，该届论坛在山东潍坊召开，主题为“儒家文化与世界级企业”。对于儒商精神，杜先生不是从历史学或经济史的角度来谈，因而不是韦伯问题的简单比附，他强调儒家思想资源对现代商业社会的启示作用，是要挖掘儒家本有的源头活水。这次发言也是八十年代讨论亚洲四小龙崛起、东亚工业化问题的延续，为以后儒商论域的开启着了先鞭，乃企业儒学、商业儒学研究之孤明先发。儒商研究是杜先生践履文明对话学术理想的一部分，是构建对话文明的具体落实。
新浪财经登载了这篇演讲词，原题为《杜维明：儒家思想是中国与东亚文明的代表》，小编对文中错漏之处进行了修订。
杜维明：儒家如何塑造现代企业精神？
我感到很容幸能够在文化底蕴非常丰厚的世界风筝之都——潍坊，来参加两岸企业家高层论坛。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能够参加儒家文化和世界级企业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论坛，又能够面临全球性的前瞻的议题，我提出的一些浅见主要是向各位请教，诸位都是中国文化和各地企业界的成功者，可以为后人提供非常多的成功的经验。
在美国的企业界最近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你们各位企业家都是极为成功的，再往前看不仅使你的生命更成功，而且使你的生命更有价值，如果在你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能够发挥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文化中国”的重现应该可以作出更积极的贡献。在人类文明史发展的长河当中，有很多文明是有古无今，比如说埃及、巴比伦，数千年灿烂的文化，今天我们只有在纽约博物馆或者大都会博物馆看到。也有很多的文明是有今无古，比如说俄罗斯和美国，既有古又有今的大概只有中国和印度，而中国历史又特别长，文化传统的观念非常强。从新石器时代以后，到周、又到隋唐、宋等等又一直到今，不管从语言、文学、从制度的建立、文化的兴衰乃至文化的趋向，因袭和传承的痕迹非常非常明显，儒家为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和儒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是中国，还有越南、韩国、日本。有的学者说儒家实际上是东亚文明的体现，所以说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都发展到日本、韩国、越南，他们基本的文明观都受到中国儒家的影响。《大学》里面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都是东亚国家所共享的。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世界上大概史无前例最深的思考就是西方代表的“凡俗文明主义”，为什么这么说呢？举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一下，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是这个时代里面产生的。今天我们看西方的制度，比如说民主主义、市场经济都是这个时代产生出来的。另外方面就是它的核心价值，这些核心价值包括自由、理性、人权还有所谓的个人尊严，这些都是现代的价值。相比之下儒家所代表的价值被彻底地边缘化了。因此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之中，西方的因素非常强，比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大得多，包括我们媒体、各种不同的职业、乃至宗教各方面的知识分子，甚至说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孟子所谓的“先知先觉”，就是说关注政治、关注文化的这些人，都是西方的因素非常强，传统的文化非常薄弱。
可是经过二十世纪的发展，儒家的伦理和儒家的人文精神有一个新的契机，这是我们应该尽量掌握，尽量发挥的。人类的现状迫使我们必须深思西方凸现的人文主义，这个人文主义是西方的凡俗人文主义(secular humanism)，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彻底的排除宗教，另一个是以反自然的形式出现。所以这个人文主义既不是宗教主义，也不是自然主义，而是纯个人的内心主义，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个人化的东西。从生态环保的角度看，当然征服自然、掠夺自然对我们的生存提出了挑战，就像北大的学者说的，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油的问题，石油的问题，但是很多年后我们还会面临水的问题。这是凡俗的人文主义不能解决的。在美国科罗拉多州艾斯本人文中心举行的研讨会我每年都参加，每年讨论都有两个核心：一个是文化的问题，一个是凡俗的问题。
当然，在西方，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在中国，现代化是一个现代的观点。现代化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趋同和趋异，现代化和当地化发生了巨大的问题，越全球化到了一个地方越本土化。现代化造成了人的种族、族群、语言、地域、阶层、年龄带、宗教性，因为全球化大家都变成了一样的人。假如美国不处理种族的问题，美国会分化，加拿大不解决语言的问题，加拿大会分化。还有阶级的问题，贫富分化的问题，宗教的问题，年龄带的问题，以前是宗教和宗教之间的矛盾，现在还有宗教内部的矛盾。现在就是一种凡俗的思维，网状的思维，这都是人类需要解决的问题。儒家的传统在这方面可以提供很多的参考。
儒家的传统是一个开放性很强、同时非常注重根源性的人文思想，它所提出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情性合一”的观念，关于“学而时习之”的观念，对我们今天都非常有意义。儒家的人文精神是整合的、是全面的，而不是单一的。从个人到家庭、从国家到国际，是一个全面的综合，因此它不是人类中心主义，它突出人和自然如何融合，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很多的儒家学者都突出这方面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儒家的人文精神和作为现代性代表的人文主义，具有最强势的合作精神，不是说非此即彼，不是说非东即西，而是说有更深刻的合作的意义。
从这方面考虑，儒家的精神有四个不可分割的侧面。第一个就是个人，个人对儒家的修身哲学，就是对个人的意义，对个人的包括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审美、自己的心智，自己的发展，都有各种各样的描写。第二个就是经济，经世济民，使自己和社会找到一种平衡。社会是各种各样，是社群，从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人类的群体，这是一条非常宽广的思路。个人和社群能不能统一，这也是西方社会在考虑的问题，不管是从法律还是社群都在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西方世界的主要问题就是，个人和自由能不能兼顾；第二个就是社群和效率，你过分强调社群的凝聚力，但是效率可能低下，你过分强调自由但是你总体的平衡就会有问题。现在西方大部分是过分强调自由，但是没有顾及到人类社会。第四个是天地的维度。现在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所谓的东亚社会，所表现的生态环境更糟。儒家文化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很重要的参照与启示，这就是《中庸》所说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其中提示出资源并不仅仅是满足人类需求的短期的意愿，所以这个说法对我们很有意义。像大陆的季羡林等人都是从事儒学研究的，他们认为在中华民族能够为人类作出的贡献当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儒家的价值是普世价值，不是说只有西方的价值是普世价值，我们儒家的价值也是普世价值，这之中像我提到的自由、法制、人权、个人尊严想要实现，我们的价值就必须更加宽、更加包容。我们怎么创造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市场经济就创造不出人类的价值。但是还需要有正义，怎么样把自由和正义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大企业都有注重理性。但是还要注重儒家和佛教所倡导的同情、慈悲。这是一个情和理的问题，假如你只有理性，缺乏情感也是行不通的。法制是人与人之间合理的游戏，个人的尊严和社会的和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儒家所提出来的核心价值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些价值对我们来说既是非常大的挑战，也是重要的启示。
儒家所强调的基本上都是“学“的价值，它一直都是在“学而时习之”的过程，都是在学如何做人，这之中有一个横向的方向和纵向的过程。横向就是一直在不断地学习，纵向就是不仅有新知，还有在各种人心灵上的价值。所以它可以对浮躁的现代文明提供一种范例，我觉得我们要超越一种“按一思维”的状态。“一”的思维现在在美国非常流行，就是认为它是世界第一大国。但是也有很多的学者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亚洲的世界，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东亚的世界，也有学者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也有的学者说未来世界上有三极，是中国、印度和日本，这也是非常危险的，这个世界还有拉美、中东等等。儒家的文化强调学做人，它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修身、齐家、平天下”等等。你看孔子一辈子都在学习，他一生都是学不厌、学不倦，在《论语》里面，他与他最喜欢的学生颜回是真正的好学的人。在二十一世纪，人的发展、人的素质变成了一个极大的考验，所以说一个在二十一世纪能够起积极作用的领导人，一定是不仅在政治、而且在文化上能够起积极作用的人。
另外除了科学技术以外，还必须有发展文化的能力，文化的能力是通过人文学来发展的，历史、哲学、宗教的，我们的共同记忆，我们能不能具备一种自我反思的模式，我们能不能使我们的员工、我们的朋友能够陶冶他们的性格，除了成功、除了创业以外，他还能找到人文的意义，他还能不能找到宗教的理念，这个是联系到除了智商以外还能发展的伦理智慧，我们叫做“情商”。现在的年轻人，他掌握的信息越多，他的数据量越多，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危险的现象，有的时候把数据和信息混为一谈，有的时候把信息和智慧混为一谈，最危险的是把信息和智慧混为一谈。怎么样把信息转化为智慧，在这方面儒家文化传统有丰富的资源。
到底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发展成大企业的例子多不多？我想很多，现在有很多的都可以现身说法。从更宽广的历史来看，我们提到日本的涩泽荣一，他最著名的是好多日本企业的创立，他是日本的造船之父，很多的东西都是从法国、德国带来的，他是日本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实业家、企业家，但是他晚年都是在注《论语》，他的《论语》注都有好几本，我也见过一本《论语与算盘》。还有一位是陈嘉庚先生。这些是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以前所谈到的儒商，他们是精英，但是也符合了一个最简单的原则：越有钱、越有实力，越掌握信息的人，应该对社会有更深厚的责任感。儒家的基本思想是让社会精英有责任感，以社会价值规范精英的行为，如果精英有善心、有善念，他能够通过他的资源不仅使他更成功，也使他在人生的旅程中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这是儒家所提到的学习社会和对话文明，前面提到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还有“苟日新、日日新”等思想都使得儒家在这方面也可以作出自己积极的贡献。
在1998年，经伊朗提出，联合国大会接受，把1998年作为人类文明对话年，人类文明对话年是把历史上文明的基本冲突整合在一起。宗教与宗教、宗教内部所有的关系都紧张，对抗冲突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9.11”以后，恐怖主义震撼全球，对话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美国官方对此的了解非常不足，现在还是对话了，现在的思路和对话居然非常理想，有很好的发展空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组织了一个人类文明对话小组，这之中包括德国的前总理，也包括一些汉学家，也包括中国科学界的一些学者。在这里面我和专家取得了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儒家的基本原则：恕道和仁道的原则，恕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道就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最后我说一下，我从文化的角度做一个说明，几年前在纽约举行了一个大会，政治色彩比较浓郁的学者参加了这个会议，代表纽约的有五位，代表北京的有五位，代表台湾的有五位，我没有参加，但是我知道代表台湾的学者对北京的了解是非常片面的。而代表纽约的五位，包括我的一位同事，对北京的了解却非常多。从文化角度来看，代表中国的两拨人对彼此的了解是非常无知的，而代表美国的却对中国的情况了解非常多。对话有没有可能？比如说美国和日本之间对话的可能，或者说是阿拉伯世界和其他文明的对话，基本上都是不对等的。仁道要给不同文明发展的空间，大的文明对于小的文明要同情地了解，绝对不打压，而从小的文明传统来讲，以小来侍大需要智慧，从智慧来看就是战战兢兢，绝对不鲁莽，绝对不挑衅。对话的可能是建立在容忍的基础上的，但是容忍是最基本的要求，除了容忍必须要承认对方的存在。比如说以色列和巴基斯坦是血仇，但是双方都承认对方的存在，所以拉宾和阿拉法特在美国见了面，可惜的是，双方见面不久拉宾就被刺杀了。总之，有了彼此的承认才有可能将彼此作为参照，有了参照才可能互相学习。
儒家文化经历了西化和现代化的考验，已经重新起步，在文化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不管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韩国的汉城都举办了以儒家文化为主题的论坛，所以儒家文化是一个逐渐进步的否极泰来的文化，儒家是曲阜、中国、东亚文明的代表。在今天，如何培养一个全球和平的文化，为人类寻找长远持久的发展路线，在这个探寻的进程中，儒家文化可以成为大家参照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