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 》增订版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文|王中江
中国“新知识阶层”是相对于作为“士”或“士大夫”的传统知识阶层而言的。围绕20世纪中国新知识阶层问题，海内外学人已经从不同的角度或侧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研究。如顾昕的《意识形态的创造者、传播者与维护者——关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考》（见《知识分子》，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余英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1年8月号）、许纪霖的《智者的尊严》（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刘创楚的《中国知识社群的现代转变》（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4月号）、黄平的《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非知识分子化》（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4月号）等。在此，我想就其转变及其所扮演的学术角色做些讨论。
知识阶层的角色，就我所采取的简化的方式来说，它至少包括“社会关怀和良知”及“知识创造和学术担当”两个方面。此处所说的“学术角色”，是从广义上讲的，它涵盖了“知识角色”和“思想角色”等。“学术角色”是知识阶层的基本角色之一，而韦伯则干脆认为知识阶层是“以学术为业”的那一类人。但是20世纪中国知识阶层在担当这一基本学术角色的过程中，却产生了一些困惑，不管这些困惑是来自外部社会环境，还是根源于知识阶层自身的限制。
从传统“士大夫”到“新知识阶层”
按照丸山真男的说法，在东西方，传统或现代以前的知识阶层都具有一种共同的特征。不管他们是僧侣（西方），还是神官（日本）和士大夫（中国），他们都是在社会体制中具有一定身份和官职的“体制知识阶层”，他们担当着正统世界观解释者和授予者的角色。
丸山真男所说的“世界观解释”，主要是指对我们生活着的世界、对社会赋予意义和价值：“给这种‘意义赋予’提供基础的概念框子或座标轴，这是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任务。把天地开创的神话，或‘十戒’‘五伦五常’等基本的伦理范畴向世间的人传授，这是‘体制知识阶层’的工作。”（《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第14页）由此出发，丸山认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恰恰就是要从“身份制度”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再就是从正统世界观的解释和授予的任务中解放出来。这两种解放是现代自由知识阶层诞生的前提。多种多样的世界观解释，就像市场上的商品一样展开着自由竞争。思想的自由度当然有程度上的差异，但至少要从权力和制度的保护中分离出来。
从一般意义而论，丸山的说法也适用于现代中国新知识阶层的诞生过程。像我们一般所了解的那样，中国传统“士大夫”是具有一定“身份”和“官职”的“体制知识阶层”，他们是正统世界观（主要是儒家意识形态）的“解释者”和意义的“赋予者”，他们持续不断地为社会和政治秩序提供着合法性论证。当然，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身份，并不像印度的婆罗门那样是世袭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它一直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的。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整体上瓦解了产生“士大夫”身份的基础，使“官职知识阶层”失去了体制的支撑。洋务派甚至戊戌维新派知识分子，之所以还不算新知识阶层，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是“体制知识阶层”，就是因为他们还生存在科举体制之下。但科举制废除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未来的知识阶层要通过新的渠道来产生。另外，从传统“士大夫”到新知识阶层的转变还依赖于正统世界观和传统意识形态的解体。儒家作为传统意识形态，一直是正统世界观和意义的基础，是政治合法性的根据，并且反过来又受到政治权力的维护，享受着不被质疑的特权。丸山真男所说的从正统世界观解释和授予中解放出来这一层面，中国主要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五四知识阶层解构了与权力和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儒家正统世界观和政治意识形态，与之相伴的是思想言论的自由竞争和多元选择。林毓生消极地把这称为“中国意识的危机”。的确，从儒家丧失意识形态地位和功能的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危机，但是从现代性的思想、学说的自由竞争和多元选择角度来说，它恰恰又是一种积极的进步。五四新知识阶层固然有不少特殊性，但整体上他们是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现代型知识分子，他们是通过丸山所说的“两个解放”的前提而实现的。
中国新知识阶层的转生过程，不仅具有知识世界变化中的共同性的东西，还带有身处后进国家所伴随的特殊性层面。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既是一种“自发性”过程，也是一种“他发性”过程。我们即使不能设想中国如不被迫开国，它最终就不能“自发地”走向现代性转变，但可以设想，一个具有“高度自足性”的中国要通过自发性达到现代性转变，其时间肯定要大大延迟。就在这种自足和封闭性中，像“两面兽”一样的西方世界，强行把中国纳入了世界统一体中。“开国”对中国所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多方面的。从与中国新知识阶层的关系说，它使中国新知识阶层具有了通过“外来性”来实现自我的这种“特殊性”品格。从中国的“现代教育体制”（特别是大学教育体制）、“现代学术专业”和“现代留学经历”这三个彼此相连的方面中，都可以充分看到中国新知识阶层所带有的强烈的“外来性”的特性。五四新知识阶层，大都具有留学西方或日本（作为西方的桥梁）的经历。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周作人、鲁迅等等。可以肯定，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洋产学者”构成了中国新知识阶层的主体。同样，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及现代学术专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移植的产物。以北大为例，在蔡元培主持北大之前，它很难称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经过蔡元培对北大的一系列改革（从具体的专业学科设置到具有原则性的大学理念和目标），北大才逐渐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中国现代学术内容，除了所谓“国学”或“汉学”那一部分（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外，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新知识阶层所传授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舶来品。这是极其明显的，不需要多说。
后进性除了使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具有明显的“外来性”特征外，还使中国知识阶层的学术角色失调。如前所述，中国新知识阶层从“官僚学者”的身份中解放了出来，这同时意味着传统“仕”和“学”这种一身二任双重身份的“分离”。从事“知识”和“学术”工作，成了新知识阶层的专门职业，即韦伯所说的“以学术为业”。那么，把“学术”作为一种专门职业或“以学术为业”，对新知识阶层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职业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知识阶层选择学术和学问职业，首先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手段，同时也是选择了一项愿意为之奋斗的事业。除非他已经具备了生活的条件，他才不需要“靠”学术而生存。
学术被职业化后，可能产生某些问题，如为了“受雇”或为了“奖赏”和“利益”而削弱学术良知和学术诚意。这种情形，往往发生在那些仅仅或主要“靠”学术而生存的知识分子身上。但对于那些主要是把学术作为一项愿意为之献身的事业（即为“学术”而生存）并希望通过此而获得超越的知识分子来说，学术的职业化并不会影响其学术的真诚性，反而使他们得到了安心于学术的充足时间保证。仅从谋生的手段或者谋取利益的手段来说，学术这项职业可能不是理想的。在现代学术日益分化的现实中，学术的职业化就意味着学术的专业化，传统的“通才”或“全能人”基本上已成为我们对昔日的美妙回忆。事实上，在现代各种学术领域中，做出惊人成就的知识分子，恰恰都是高度专业化的结果。在这种意义上，韦伯的说法仍然需要强调：“无论就表面还是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又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因此任何人，如果他不能给自己戴上眼罩，也就是说，如果他无法迫使自己相信，他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在眼前这份草稿的这一段里所做的这个推断是否正确，那么他便同学术无缘了。他绝不会在内心中经历到所谓的科学‘体验’。没有这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坚信‘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这全看你能否判断成功，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
要在学术上取得惊人的“成就”和“创见”，还需要韦伯所说的机遇和才能。但“专业化”以及对此所具有的一种近似“痴情”和“迷狂”的热情，则是追求学术成就的知识分子所必不可缺的条件，它甚至能弥补才能方面的不足。“专业化”可能产生弊端，但也许并不像萨义德（Edward W.Said）所说的那样严重。萨义德从根本上不满意知识阶层的专业化取向。在他看来，“专业人”或“专长”不仅到头来几乎与知识不相关，更主要的是他们丧失了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社会关切，丧失了“批判性”和“独立性”，他们为利益所驱使，自私而又狭隘。他相信“业余者”，认为“业余者”能避免“专业人”的严重缺陷。他说：“所谓的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线和障碍达成联系，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
萨义德对“专业化”的批评，“整体上”并不恰当。像韦伯所说的那些“为”学术专业而生存的人，也正是因为发自内心的喜爱和兴趣，而不是为了得到奖赏和利益。萨义德所向往的“业余者”，实际上是那种接近于全能的对什么都可以提出批评的知识分子，他关心的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角色。但为此而“完全”否定作为现代学术主体的“专业人”或“专业化”，则超出了必要性的意义。我坚持认为学术是知识分子的基本角色，分工精细的“专业人”比传统全能型知识分子更能推进知识和学术的成长和积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知识阶层自然就失去了他们的社会良知和社会关怀角色，他们能够分别通过各自专业上的优越性履行社会良知的角色。中国新知识阶层转变中所遇到的问题之一是，他们对内忧外患的社会政治危机的焦虑，他们对巨大的中国现代社会角色担当的承诺，使他们难以在专业学术角色和社会良知角色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只要看看中国现代新知识阶层对学术与政治、学术与实用关系的处理方式，我们对此也许就能有所理解了。
王中江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著有《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一个新的全能式世界观》《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会角色》《道家学说的观念史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