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又双叒叕获得诺贝尔奖了！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0月9日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日本化学家吉野彰(71岁)及美国化学家斯坦利·惠廷厄姆、约翰·古德伊纳夫，以表彰他们在锂离子电池研究领域做出的贡献。
他们研发的锂离子电池“小型轻巧，却耐力持久”，与以往的镍镉电池相比，在储备电量相同的情况下，这种锂离子电池的大小及重量都仅有镍镉电池3分之1；可充电次数则在2倍以上。朝日新闻
奖金为9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660万元），颁奖仪式将于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
得知这一消息后，吉野彰在他工作的东京旭化成株式会社向等待的媒体表示“很荣幸获得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万分感谢”。
吉野彰 1948年1月30日出生于日本大阪府，1972年获京都大学工学硕士学位后，直接进入旭化成株式会社，并被分到研究部门。
和许多日本研发工作者一样，吉野彰一直都在旭化成株式会社这一家从事锂电池的研究开发。1981年，他开始了锂电池的研究开发，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
对于诺贝尔奖，在2012年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尽管他始终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但是率真的他也毫不掩饰对这项荣誉的渴望。吉野彰坦言，自己有个愿望，如果是得到诺贝尔奖，希望是对整个产业的肯定，而不仅仅是一个研究的课题荣誉。
吉野彰是日本第二十七位诺贝尔奖得主，也是日本第8名化学奖得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是2000年之后，日本获得的第19个诺贝尔奖，几乎是一年一个的节奏。
（2000年之后，日本获得诺贝尔奖名单）
2000年，白川英树，化学奖
2001年，野依良治，化学奖
2002年，田中耕一，化学奖
2002年，小柴昌俊，物理学奖
2008年，小林城、益川敏英，物理学奖
2008年，下村脩，化学奖
2010年，铃木章、根岸英一，化学奖
2012年，山中伸弥，生理学或医学奖
2014年，赤崎勇、天野浩，物理学奖
2015年，梶田隆章，物理学奖
2015年，大村智，生理学或医学奖
2016年，大隅良典，生理学或医学奖
2018年，本庶佑，生理学或医学奖
2019年，吉野彰，化学奖
早在2001年，日本政府出台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目标是“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
计划一经发布，首先在日本国内掀起轩然大波，基本上一边倒，认为“50年要拿30个诺贝尔奖”不太可能。
其中就包括了当年刚拿诺贝尔化学奖的野依良治。他毫不客气地评价政府的这种计划“很傻”，毕竟之前的100年日本只出了9位诺贝尔奖得主。
而这个在当时被看作是不可能的事情，到如今已经完成了大半。
是什么让日本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能井喷式的得奖？也许我们从下面几个方面可窥得一些端倪。
尊师重教
日本科学家这一职位，广受社会尊重。
日本权威的“日本社会阶层与社会移动”曾做过的一项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日本的187种职业中，大学教师得分83.5分，职业威望仅次于并列第一的法官、律师，社会地位和认可度相当高。
有去日本旅游或者留学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日本纸币上人物印的都是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这类人。
1万日元人物肖像是福泽谕吉，日本启蒙思想家，被认为是日本教育之父。
5000日元是樋口一叶，日本著名女作家，是日本文坛象征。
新版1000日元是野口英世，日本生物学家，毕生致力于科学研究。
并且，日本科学家获得的待遇也非常高。
2015年日本学士院财务报告显示，本年度共为院士们发放总工资高达3.34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000多万），差旅等补助经费4.3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633万）。而且还有大量企业设立科学奖项，让科研人员源源不断地获得研究经费。
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大学的教授平均每年收入是1172万日元，折合人民币70余万元。
而一般日本企业里的部长级别年薪是890万日元，所以说大学教授的年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企业高管。
除了对科研人员的待遇保障之外，日本对于科研的资金投入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
资金支持
回顾2000年以后日本的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三大领域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科研成果，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大都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取得的，比他们获诺奖时间要早二三十年。
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期间是日本战后经济复苏之后，的高速增长期。当时，日本政府制定了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推动经济以接近10%的年平均增长率持续高速增长。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给科研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同时，还制定了与经济发展相呼应的“振兴科学技术的综合基本政策”，力争将国民收入的2%用于科学研究。
到了70年代，日本政府进一步提高了科研支出的占比，将国民收入的3%用于科研。
即便是经历了经济泡沫破灭，被称作是日本“失去的20年”的时期，也没有降低科研支出。
到了2013年，日本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投入占国民收入比例高达3.8%，是全球第一。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持续的科研资金投入做基础，如今日本已经跻身科研大国行列。
科研态度
坚持
201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大隅良典就足足等待了诺奖20年。
在此前的学术长跑里，他经历了博士毕业无工作、研究项目受挫、转专业、独自在实验室科研，过着长达九年无人问津的学术生活，但是他一直在坚持。
老带新
这些获得诺贝尔奖的得主，除了醉心于科研工作，大部分科学家对后辈支持和帮助也不遗余力，18年诺奖获得者本庶佑，就决定将自己所获奖金全额赠送给母校京都大学，用于支持年轻研究者的研究工作。
本庶佑
除了对后辈资金的支持，日本诺奖的师承关系也是一条特殊的纽带，让一项研究得以持续下去。
2008年的物理学奖得主益川敏英和他在名古屋大学的导师坂田昌一就是这样的师承关系。
1955年高中时代的益川在杂志上读到坂田昌一的一篇论文，内容是一个由质子、中子和λ粒子构成的复合粒子模型。因此产生了想要加入他们的强烈愿望，决定考取名大的物理学系，并且成功进入了坂田昌一实验室。
坂田在当时已经是可以比肩诺贝尔奖级别的科学家了，虽然他自身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他的学生为他圆了诺奖梦。
坂田昌一（左）、益川敏英（右）
危机感
前文说到，2000年之后日本诺奖获得者的科研项目多是集中在上世纪70年代左右。
2018年日本《科学技术白皮书》表明在世界主要科研大国中，只有日本发表的论文数量在减少。全世界引用排名前10%的高质量论文中，日本论文占比从世界第4位降至第9位。
在政府科研预算方面，日本2018年的投入只是2000年的1.15倍。虽然占比仍较高，但从增幅上来看，在世界主要科研大国中是最低的。
在日本，高校研究生中超过一半都是中国人，日本本国学生占比仅有三成。
梶田隆章就直言不讳的说到：资金、科研环境和科研人员数量，是决定论文数量的三大要素，如果日本在这三个方面不加以改进，未来将难以获得诺奖。
在现在这个诺奖井喷的时期，从日本的学界的态度来看，科研和教育的储备不足已经引起日本相关人群的警觉。
“学习好，还努力”这样的学霸才是真的让人尊重的。
从日本社会尊师重教的环境、到战后经济振兴，再到教育资金的投入，这些大方面的因素换来了日本在2000年之后几乎一年一个诺奖的高光时刻。可以想见这个“50 年获得30 个诺贝尔奖的目标”也是大概率可以完成的。
日本凭借战后的经济腾飞，带来了科研工作的硕果累累，拿奖拿到手软。
如今我国已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增长已经是举世瞩目。
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从教育部公布的《2017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来看。中国教育经费达4.3万亿，连续6年稳步增长，占GDP约4%。但相比美国教育支出占GDP的7%仍有不少差距。
而科研论文数量，根据中国国家研究机构的年度报告《2017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中国研究人员发表论文的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二，超过除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
从论文平均引用数来看，中国排名第十五位。尽管中国平均引用数一直在稳步上升，但是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对教育的投入增加。我们的科研工作，未来可期。获得诺奖，将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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