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疫苗造假问题，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热点问题。独身子女家庭的孩子，如果因为注射疫苗而导致残疾、痴呆甚至死亡，对于整个家族来说，会有一种绝望的感觉。我们无法想象疫苗制造企业经营者是如何昧着良心做出这一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好在疫苗造假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相信政府会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严惩犯罪者，给遭受伤害的孩子们一个良好的护理治疗的环境。
那么，日本在过去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疫苗问题？他们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也出现过类似的疫苗问题，并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我们来看看，都是哪些疫苗问题？
90年代初，日本爆发了一起乙肝疫苗事件。一些注射了疫苗的人，不仅没有预防乙肝，反而染上了肝炎病毒。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第三方机构对此进行了调查，发现制造这些疫苗的企业主要是一家名叫“绿十字制药”的公司。这家公司使用未经过加热等方式进行灭活处理的凝血因子制剂，导致部分接受这些疫苗接种的人感染了肝炎病毒。
后来还发现有一家企业，叫做“化学及血清疗法研究所”(简称”化血研”)。这家公司生产的疫苗占日本流感疫苗市场的份额高达三成。
调查委员会发现，化血研早于1974年起，已开始违法制药，包括加入肝素作抗凝血剂，或是为了效率省略部分工序等，至少31项生产程序未经政府审批。报告指，化血研这些行为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初最猖獗，而包括现任董事在内的高层知情却袖手旁观。
调查报告还指出，化血研为了掩饰违法制药行为，于1995年开始伪造记录，更用紫外线照射纸张令文件看起来更古旧，以伪装成过去的公司记录文件。
这家制药公司生产的疫苗，不仅让部分注射了疫苗的人感染了乙肝病毒，有的还感染了艾滋病毒。
为什么会出现双重感染的问题呢？因为制作疫苗所需要采集的血清制品，日本国内不够，化血研公司大多数是从海外进口的。而海外的捐血人员中，有艾滋病病体携带者和乙肝携带者，用这些人的血液制成的乙肝疫苗，就这样被用在了日本人身上，直接结果是造成一大批注射了乙肝疫苗的人患病。
最初发现这些问题疫苗的，是东京大学附属医院，这是日本国立的医学权威机构，在发现问题之后，居然没有立刻提出异议，并向政府报告。而且在这个疫苗制成到事发的2年多时间内，日本政府的厚生省（相当于中国的卫生部）也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管。甚至政府官员和制药公司联合起来力图掩盖真相，导致更多接种者成为无辜的牺牲品。
理论上来说，决定新药与疫苗生死的权力，在于厚生省的官僚，以及大学，大学的附属医院。厚生省在审批新药和疫苗时，一般都会听取国立医疗研究所，以及国立大学附属医院的研究所的报告，之后才会对新药和疫苗发生产或临床使用许可证。但是制药公司很会来事，设置了不少专门跑各个大学医学部，或国立医院研究所的“外交员”，定期向他们提供各种便利与好处，譬如研究室的研究费用，医院的工程款等，甚至大学的医学部毕业生的分配也是会尽力帮忙。而厚生省的一些官僚，在退休之后也跑到制药公司去当董事或顾问，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官民结合的利益链。
面对这么一个掩盖疫苗问题真相的利益链，日本的患者是如何抗争的呢？他们选择的方式，是起诉。不仅起诉制药企业，更是起诉注射疫苗的医院，还有肩负监管责任的政府。
从1992年开始，几千名艾滋病患者和乙肝患者联合起来，在东京、福冈、大阪等地法院提起集体诉讼，整个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但是，日本政府一直推卸自己的责任，并对于一审法院的赔偿判决提出了抗诉。政府的这一行为激起了民众更大的愤慨，一些受害者不断到首相官邸和国会前抗议，日本主流媒体也公开批评政府的无情无理。
1996年，当时的日本厚生大臣力排众议，第一次承认了国家在这次疫苗事件中负有责任，并且举行记者会，宣布政府放弃了日本法院要求国家予以赔偿的抗诉。
政府的这个行动也成为新的一轮日本医疗领域打假扫黑的开始。原帝京大学副校长，帝京大学附属医院院长安部被起诉，原日本厚生省管理疫苗官员松村被逮捕起诉，原绿十字制药公司董事长、原脏器制药公司董事长等都被逮捕起诉，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承认在疫苗监管问题的过失，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漫长诉讼的开始。
2002年，大阪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一起涉及1.7亿日元损失的医疗纠纷。3名原告称，他们在生病住院期间因使用医院有问题的血液制品而被感染乙型肝炎。
事实上，很多感染乙肝的患者都是在多年后才知道，感染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源于早年注射的乙肝疫苗。
而这个影响不只是一代人。
来自九州的谷口三枝子在得知自己患有乙肝后，在医生的建议下，带着一双儿女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发现两个孩子都是乙肝携带者。
儿子乙肝发病后，曾对母亲说：“都是因为妈妈，我才得了乙肝。”
连一向温顺的女儿也曾因为害怕对母亲抱怨：“我以后如果乙肝发作会有多可怕，你知道么？”
谷口除了哭着对孩子说对不起，无言以对。
这种负罪感直到2006年才稍微减轻，因为当时日本各大主流媒体和新闻重要时段都在播一条新闻：17年前，北海道5名乙肝感染者将厚生省告上了法庭，他们认为自己感染乙肝是小时候接种疫苗时感染的。
1989年的这起北海道乙肝诉讼案经历了三次判决。一审原告全部败诉；二审3人胜诉2人败诉，而胜诉者没有去厚生省领取赔款，而是陪着败诉者一起上诉。
这场历时17年的漫长诉讼，终于在2006年终审获得了全部胜诉，获赔2750万日元（约161万元人民币）。
到2007年11月，陆陆续续有将近1千名的乙肝疫苗感染艾滋病的患者联合起来提起公诉。日本政府扛不住了，当时担任日本首相的福田康夫在首相官邸，代表政府向受害者及其家属正式道歉。
在诉讼中，有一名名叫“福田依里子”的女孩子，她是在刚出生不久接种乙肝疫苗后得了乙型肝炎，直到20岁才知道感染的真相。
知道真相后，她励志要揭露医疗黑幕，成为了九州地区乙肝疫苗公诉代表。随后还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她与肝炎受害者联合向厚生省和药厂提起赔偿诉讼，带头推动制定《药害肝炎救济特别法》。最终，乙肝疫苗的原告人数达到了40万人。
2011年1月，迫使厚生省对40万名原告进行赔偿，根据病情轻重就补偿金额达成一致：死亡、肝癌、重度肝硬化者3600万日元（约211万元人民币），轻度肝硬化者2500万日元（约147万元人民币），慢性肝炎1250万日元（约73万元人民币），乙肝病毒携带者50万日元（约3万元人民币）；乙肝病毒携带者日后做检查产生的医疗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负担。
这一起乙肝疫苗诉讼案，日本最高法院判决日本政府赔偿3万2000亿日元（约合1882亿元人民币），成为日本历史上涉及人数最多、金额最高的国家赔偿案，从而也迎来了日本疫苗管理新法律的出台。
而作为日本血液制剂与医疗的垄断巨头的化学及血清疗法研究所，被勒令停业110天。
虽然开出了史上最长时间的停业命令，但与受害者所受到的伤害相比，这样的处罚平息不了民众的愤怒，也挽回不了老百姓的信任。
正当人们以为一切终于画上了句号，另一起疫苗案又拉开了序幕。
2016年7月，63名接种了子宫颈癌疫苗的被害者女性成立了“全国子宫颈癌疫苗被害者联络会”，向东京、名古屋、大阪、福冈等多地地方法院提起赔偿诉讼。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问题？原来在2013年，日本政府宣布对小学6年级到高中一年级的261万女孩，实施免费接种子宫颈癌疫苗，但两个月之内严重副作用的报告激增。出现不良反应的人数有2584人，提起诉讼的63名原告平均年龄只有18岁，她们都是在打过1-3次疫苗后出现不良反应。包括头疼、记忆障碍、四肢不受控制、月经异常等多种症状，严重者最后无法行走，只能靠轮椅才能行动，疫苗的接种造成多名少女残疾。
厚生省虽然暂停了推广宫颈癌疫苗的接种，但是日本厚生省认为疫苗与副作用的因果关系不明确，目前正在委托专家委员会。目前，这一新的疫苗诉讼仍在进行中。
在日本，任何一起重大疫苗事件的发生，都会有处罚企业、逮捕经营者、追究政府监管官员法律责任，最后由政府承担最终责任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公民的意志和公正的法律。同时，我们也看到，每一次事件之后，都会伴随着一项旧的法律法规的重新修改，或者新的法律的诞生。国民与政府最终合力解决疫苗问题带来的后遗症，并因此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成熟社会的标志，这一点也很值得我们中国学习与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