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儒家传统中的人文精神
文/黄俊杰
这次主要探讨的问题有三：第一，东亚儒家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第二，东亚儒家人文精神的主要面向有哪些？其中最重要的突出面向是什么？第三，东亚儒家人文精神对21世纪人文精神教育可能有何新启示？
从中西比较看东亚儒家的人文精神
首先，我们可以从中西对比的脉络中检视东亚儒家的人文精神。西方传统的人文精神可以溯源到公元前第８世纪古希腊荷马史诗和公元前第5世纪希腊悲剧作家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现出人在反抗神为人所既定的命运里，在人与神的对立中体现人的生命的强度、韧性及其意义，展现古希腊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在犹太基督宗教传统的人文精神中，人要服从上帝所订的戒律，例如《旧约》圣经中的《山上宝训》，人只有彻底解构自己的偏执，完全谦卑，才能获得神的应许。中古时代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中，“人间之城”服从由上帝所造的“上帝之城”。
与古希腊以及犹太基督宗教人文精神相比之下，东亚儒家传统人文精神有其不同的精神风貌，它的奠基者是孔子。东亚各国儒家传统人文精神的承载者各有不同：在中国称为“士大夫”，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努力读书，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中国因为有科举考试，所以，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就是通往帝国权力的阶梯，可以跻身“士大夫”阶级。在德川时代的日本（1603-1868），儒家传统人文精神的承载者称为“儒者”，因为日本并没有科举考试制度，所以“儒者”并不分享权力，他们只是日本社会的一种公共知识财。朝鲜王朝（1392-1910）的儒家人文精神则存在于贵族阶层之中。虽然东亚各国儒家价值载体的社会身份互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共同接受儒家核心价值如“仁”、“孝”等。
东亚儒家传统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在于相信“人之可完美性”。儒家深深相信人可经由学习而使人成为“君子”，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大丈夫”，这种“君子”在动荡的生活中“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不管在任何时刻，都不放弃他的核心价值理念。因为中国文化较少“创世神话”，而且“创世神话”也不占有主流地位，所以中国文化是以“俗”为“圣”。东亚儒家在人伦日用之中，体会神化不测之妙于我们心中，相信人都是可以经由“修身”而变得完美。犹太基督宗教的人文精神发端于主张人具有“原罪”。《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中，耶稣说人不能免于“自我的软弱”，犹太基督宗教正视“人之堕落性”，认为人具有永恒的堕落性，这和儒家相信“人之可完美性” 的看法，形成强烈对比。儒家认为“自我”与“他者”可以融合为一。儒家所谓的“人之可完美性”指“身心一如”、“自他圆融”、“天人合一”，人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与时间感。东亚儒家认为：人不仅仅是“经济人”、“政治人”，更是深深浸润在“历史意识”之中的“历史人”。以下，我们将针对儒家所持守的“人之可完美性”此一论点，展开四个面向的探讨。
“身”与“心”的融合
东亚儒家人文精神的第一个突出面向是：“身”与“心”的融合。所谓的“身心一如”，并不是形而上学，也不是形而下学，而可称为“形而中学”（20世纪中国当代新儒家徐复观先生语）。“形而中学”是指人的身心永远处于合一的状态。东亚儒家身心哲学思想中的“自我”概念，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东亚儒家认为“自我”是意志方向的决定者，“自我”也是一个自由的主体，而一切世界的规范皆源于人主体的意志。
孔子、孟子均肯定人可以作自己的主人，可以通过“自我的转化”而完成“世界的转化”。换句话说，“世界的转化”源起于“自我的转化”。。《论语·颜渊·１》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 “克己复礼为仁”这一章的义理十分深刻，可让我们深入思考“礼”与“仁”之间的紧张性，以及不同层次的“自我”及其意义。这种通过“自我的转化”，而完成“世界的转化”的人，孟子称为“大丈夫”。什么是“大丈夫”呢？孟子认为：人一旦建立了道德主体性，便能“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至于荀子思想中的“自我”概念，特别强调“学”的重要性。荀子主张“学”是为了转化“心”与“身”，使人的意志成为人自己行动的主导者，人与世界的关系取决于“自我”的意志。
由此可见，东亚儒家“自我”观包括内、外两面。就内部关系而言，强调身心一体，不可分割，身心互相渗透，且“心”居于主导地位。因此，身心是不可分割的。柏拉图《理想国》说：“死亡”就是人的心灵脱离了身体的桎梏。这种说法，隐涵某种身心二元论的假设。此外，就“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言，儒家主张“自我”的转化是“世界”转化的基础，而“自我”的转化最重要是从“心”开始，儒家上层知识分子认为修“心”以“诚”为根本。《中庸》朱订第２２章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我们修“心”的根本核心在于使“心”持“诚”，若能如此，人可与天地互动，这是上层知识分子的修身观。另外，在古代中国社会庶民的民间信仰中，也反映出庶民的“自我”修身观。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有一位名为俞都（1524-1612）的人，他年年对灶神诉苦他自己的时运不济，命运多舛，但年复一年愿望似乎都未能实现。有一天灶神下凡与他见面，告诉他他之所以无法达成愿望，一切都因为“意恶”之故。中国民间庶民社会也相信，“身”“心”必须融合而为一体，也就是说，就算身体是在作善事，但如果心里不怀好意或做了好事却又在内心嘀咕，那就是“意恶”，而“意恶”则非身心一如。明末大儒王阳明撰《大学问》一文，重新解释《大学》，特别强调《大学》中的“格物”、“致知”与“诚意”有其一贯性，并以意志之纯化诠释“诚意”的涵义。
“自我”与“他者”的交融
东亚儒学中的人文精神的第二个突出的面向是：相信人的“自我”与“他者”可以恒处于一种圆融状态。《中庸》第20章：“仁者，人也。”孔子是在复杂的社会政治脉络中，在人与人的互动之中定义“人”。《论语》一书中共有５８章讲到“仁”，“仁”字一共出现了105次。二人为“仁”，“仁”在自我与他者互动中最能显现出其特质。
儒家“自他圆融”的理论基础，建立在它的“身体观”之上。东亚儒家“身体观”中的“身体”是“现象的身体”，不是20世纪法国哲学家Maurice Merleau-Ponty所谓的“生理的身体。”东亚思想传统中的“身体”，不是一个客观认知的对象，而是指浸润在文化价值意识中，与具体的社会政治情境密切互动的“身体”。
在东亚儒家的“身体”观中，“身体”是一种理性的主体，“身体”接受理性的指导，为日常生活、社会规范以及政治运作而行动。同时，它也可以是一种感性的主体：意即“身体”对它周遭的情境、脉络及条件等，恒处于密切互动的关系状态。人的“身体”在空间上处于社会政治脉络之中，并在时间上受到历史经验的召唤与洗礼，这种身体是一种既理性又感性的主体。东亚儒家的“身体”观认为人的身体有其不完整性。所以，“身体”的器官有待于“身体”的部份器官（尤其是首或心）的指导，或“身体”以外的力量（如礼仪）的约制，才能趋向或臻于完整。人的这种浸润在社会文化氛围中的“身体”，作为“文化认同”的主体之意义，远大于作为“政治认同”主体之意义。东亚儒家认为“自我”与“他者”的和谐，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
自然与人文的和谐
东亚儒家人文精神的第三个突出面向是：相信人若能了解自然秩序，即能了解人本身的内在理路，因为他们相信“自然秩序”与“人文秩序”是和谐而非对抗的关系。“自然”与“人文”之间可以透过人的道德自觉而搭起会通的桥梁。“自然”是一种道德的存在，人性也必然具有内在的善性；而且“人”与“自然”是具有连续性与一体性的关系，而非断裂的。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东方文化中的“形象思维”与西方文化中的“逻辑思维”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儒家认为人与自然可以融合为一体，因为人与自然都具有共同的本质——“仁”。在《论语》之《吾与点也》章，孔门师生对话中的曾点境界，因为人与自然达到一种“物我一体”的和谐关系，而不是“主客对抗”的紧张关系。天人合一的价值观源远流长，在公元第10世纪以后，北宋儒者程颢、程颐主张：“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南宋朱熹写“仁说”这篇深刻的哲学论文时，第一句就引程子的话：“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天地的“心”是喜欢看到万物生长的，儒家主张“人”与“自然”合一协调。
王阳明在《大学问》这篇伟大而深刻的文章中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知仁本若是。”王阳明的论述有三项命题：第一个命题是，人与自然界的万物共构成为“一体”。第二个命题是，凡是分而为二的都是不理想的状态。第三个命题是，人之所以与自然万物成为“一体”，乃是因为人的“心”本来就具有“仁”，而不是人有意为之。“自我”与“超越本体”之间，是有一个诠释的循环关系。人经由在日用常行之间践履伦理道德的责任，而与宇宙的超越实体产生互相感通的关系。于是，“天命”与“人”构成一种“诠释的循环”。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使人可以体神化不测之妙于人伦日用之间，从而使儒家的“宗教性”融入在社会的“礼教性”之中。
我们可以整理出几点东亚儒家人文精神的特色：东亚儒家人文传统的第一个特色是：“连续”而非“断裂”的，是“融合”而非“紧张”的，是身与心的“融合”，人的“融合”，人与自然的“融合”。第二个特色是：追求生命的动态与平衡。因为所追求的是一种“连续”与“融合”，所以是追求生命的动态平衡。
儒家人文传统与21世纪教育的新展望
穿过将近三千年的时空，东亚儒家的人文精神告诉我们：21世纪人文精神教育的学习方法要从“事实”与“价值”两分迈向融合。20世纪教育哲学的旧轨道是“事实”与“价值”两分，使我们的大学教育渐渐走向“数量化”、“客观化”、“商品化”，这种出乎其外的学习方法，是导致大学教育的自我异化的重要原因。“数量化”、“客观化”、“商品化”正是“二战”结束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大师阿多诺等人对欧洲近代启蒙文明的批判，他们的批判在现代大学里完全落实。
从儒家的观点来看21世纪教育哲学的新方向，应该是“事实”与“价值”贯通，在“价值”脉络中思考所研究的“事实”。教育方法更要在“出乎其外”的学习方法之外，加上“入乎其内”的学习方法，才能转“识”成“智”，将所习得的价值理念含纳入自己的身心之中，这样我们的学习才能更有意义。
（载自《高教发展与评估》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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