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炒注：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
“睁开眼睛看看你的祖国——日本的现状吧。我们敢问，你能找到一丝对帝国真正热爱的痕迹吗？那些政党正在贪婪地追逐权力和一己私利，那些掌握大企业的家族和政客们勾结起来拼命吮吸日本民众的血汗；官僚和警察则忙于维护腐败堕落的政治—产业联合体。民主岌岌可危，教育腐败透顶。现在是开展激烈革命行动的时候了，起来，同胞们，现在就采取行动吧！”
这是激进的“昭和青年”在1932年5月15日发布的一则声明。当时他们已经刺死了首相犬养毅，用手榴弹袭击了东京警察署、日本国家银行等政府大楼。东京笼罩在一片恐怖阴影中。
1933年4月，松冈洋右从日内瓦回到日本，得到了国内英雄般的礼遇，因为1个月前日本宣布正式退出国联。从明治维新开始一直努力学习西方的日本，开启了与西方分道扬镳的进程。
这标志着日本极端右翼势力崛起，日本的内政外交发生180度大转弯。自此，日本自由派的政治家退出舞台，20年代刚刚建立的两党政治式微，过去的军队和右翼势力介入政治，他们试图激发日本军国主义的传统，建立一个否认明治维新和回归传统的“新政体”。
在这之前和之后，他们压制政治多元和个人主义，努力统一思想，动员人们支持国家目标。言论自由日渐受到束缚。
一、遏制住言论自由等于掌握了安全的阀门
1、刚开始有反对声音
尽管报纸和广播对松冈洋右的热烈欢迎进行大肆渲染，从而给人一种整个国家在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一致的景象。但日本的很多民众觉得，国家的扩张政策比较危险，对解决国内经济危机没有什么好处。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931和1932年，谴责关东军的文章大量刊发在一些自由杂志上。矢内原忠雄是东京大学的一位殖民政策研究专家，他在《改造》杂志谴责日本关东军的军事冒险，称之为“自我失败”。主流女性杂志《妇人公论》刊登了一篇名流山川菊枝的文章，文中问道：
“如果日本的孩子们成为军国主义政策的炮灰，那么日本的母亲们要不要多生育几个子女？”
地方性媒体，也发出了反对和谴责的呼声。长野县农村青年创办的报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满洲现在已为日本占有，但你的生活是否改善？你能否偿还所欠的债务？你的姐妹能否有条件为自己做一套和服？你的兄弟能否去咖啡馆挺爵士乐？我们大家都知道答案，那就是一个响亮的不“不”！”
尽管不同政见者竭尽全力，他们还是发现自由发表言论越来越困难了。
2、媒体带节奏
一方面国内爱国主义情绪高涨，右翼言论受到官方和平民的追捧。
知道官方态度后，大众杂志便开始在这个安全领域疯狂带节奏，纷纷美化扩张政策，鼓励国民团结起来，抛弃个人荣辱，为国争光，随时投入战争。
像《主妇之友》和《妇人俱乐部》这样一些媒体杂志，经常刊载战地英雄事迹，歌颂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寡妇的悲惨遭遇和默默牺牲，教导人们省吃俭用、体谅国家。
这些媒体还经常播放一些照片：战斗中的英勇士兵、红十字医院的护士以及奋不顾身的志愿者。以此更直接地刺激民众的爱国热情。
1933年松冈洋右回国之后，已经很难在日本的书报亭找到一本与官方观点不同的刊物。日本政府顺势将其在东亚的反动扩张政策说成是保护本国人民利益的正义行动。
3、强迫“转向”，精英的堕落
另一方面许多杰出的自由人士在自愿或被迫的情况下公开接受了这种官方思潮。
典型的就是吉野作造，一位日本最知名的民主支持者，大正民主运动的发起人，也开始偃旗息鼓了。
1932年，他承认20年代建立起的两党政治是“那些道德败坏的政党领袖和同样腐朽的大企业主之间的邪恶联盟”，政府政策只是迎合了那些“大企业的利益，而农民却日益贫困”。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当时欧洲民主正在遭受攻击，他得出结论：
“如果民主制度不适合那些发明它的人的心意的话，那么一直持些许怀疑态度的日本，就更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来坚持该项制度。”
女权主义者与谢野晶子曾发表了一系列发对日俄战争的诗集，在大正时代积极维护女权，被视为杰出的进步女性代表。
然而，1932年，她发表新诗，督促日本士兵“忍受磨难”，还将牺牲士兵美化成“比鲜花还要纯洁”。开始公开赞扬日本的军国主义传统。
不愿“改过自新”，政府部门就通过禁言、审讯、拘监等高压手段胁迫他们承认官方言论的正确性，即“转向”。这个词专指一个人对自己以前信仰的公开背弃。
政府官员认为：“左翼分子并非无可救药”“他们都是日本公民，迟早会意识到自己思想是错误的，从而重新做一个忠诚的良民”。
在这一系列变节事件中，最有名的，就是日本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佐野学。他于1929年被捕，并被判处终身监禁。1933年，佐野学宣布放弃以前的信仰，震惊日本全国，他在狱中写道：
“日本共产党是一股倒退的力量，在错误的方向上愈行愈远”。还赞扬天皇“在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的日本帝国中发挥了中心作用”。为满洲军事行动辩护：“日本对一个在文化上极其落后的国家的扩张行为，符合人类历史进步的原则”。
社会精英的叛变，往往就是国家堕落的开始。
“一个国家之所以落后，往往不是由于其民众落后，而在于其精英落后。”
——韦伯
4、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兴起
从明治维新时代开始，日本国内鼓吹“日本民族主义”的保守者就没停过，以此抵制日本的西化改革。他们尤其希望维持日本的传统观念，认为日本的政体是独一无二的，是符合日本特色的，有着强烈的制度自信。
他们心目中的政体是这样的：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家国一体。并且宣称“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世厥美”。
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这些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开始活跃，爱国热情走向极端，开始公然鄙视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全然忘了日本学习这套体系半个多世纪的事实。
一位日本殖民主义的拥护者叫新渡户稻造，他是从1984年到2004年间流通使用的日本银行券5,000日元的币面人物，也引火烧身。1932年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共产主义和军国主义正威胁着这个世界”，他还担心“军国主义的危害将会更大”。
新渡户稻造的言论立刻遭到日本军队的攻击，还印发大量小册子谴责他是“叛国者”，众多朋友学生也离他而去。面对汹涌澎湃的声讨浪潮，新渡户稻造终于低头认错，承认自己的言论“被人误会了”。
这段时期，日本民族主义者利用国家机器来打击那些不同政见，以达到爱国主义的举国一致。那些左翼团体受到了严厉的镇压，其中就有佐野学和河上肇这样的名流，长野县的几名小学教师，仅仅被怀疑持有不同政见，就被逮捕控诉。
1931-1933年，日本政府每年都逮捕10000-15000人，20年代这个数字仅有3000左右。三年的高压恐吓之后，日本的“不良言论”基本得到肃清，大众媒体已经很难看到不同意见，逮捕人数在1935年就降到不足2000人。
5、举国攻击宪政
明治维新的最大功绩，就在于颁布了宪法，为日本建立了宪政基础。
美浓部达吉，日本的宪法先驱和政府高官。在大正时代提出“天皇机关说”，主张统治权归属于国民全体，天皇只是宪法下的最高统治机构，其他机构如国会、政府、内阁等等都是在宪法的授权下行使特殊的管理权限。
这套理论是大正时代日本民主理论的基石，得到了日本社会的广泛接受，为政治多元化和两党政治的兴起提供了理依据。
但是到了30年代，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开始大肆攻击美浓部达吉，出版大量书籍和宣传册控诉他的理论是欺君罔上、大逆不道。指责他的宪政理论与日本独特而又无与伦比的政体相违背，也亵渎了天皇的权威。他们宣称：
“这种理论完全不符合日本的传统思维方式，我们敬告全体国民纯洁帝国国体无与伦比的信念，发扬日本民族精神，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奋斗！”
1935年国会也开始质疑美浓部达吉的理论，3月全体议员一致表决通过了对该理论的谴责。而讽刺的是，就在三年前，美浓部达吉刚刚被选进国会的贵族院。国会的决议宣称：
“政府应该果断采取措施，扼制一切反对日本无与伦比高尚国体的演说和理论。”
4月日本政府开始封杀美浓部达吉的宪政著作。
9月，“身败名裂”的美浓部达吉不得不从国会辞职，并遭东京大学解聘。
二、开战，全方位管控
言论管控越来越严，军国主义越来越大行其道。
1936年2月26日，日本最精锐的陆军第一师团，1400名士兵冲出军营，企图推翻现政府，取消宪法，成就一次“昭和复兴”。首相乔装成妇女得以逃脱。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
1、文化贫瘠
由于深陷中国战事，日本爱国主义的抗战歌曲越来越支配了这个国家的广播电台。以往的经典作品重新大行其道，战争抒情诗流行起来。
1937年的《露营之歌》，充满了对死亡的伤感关注，短短6个月就销售了60万份。
1939年颁布《电影法》，禁止轻松无聊的色情影片和关注复杂社会问题的影片，制片公司出产的影片应能“提升国民意识，树立公共道德，端正对国家内外政策的理解，以及以其他方式为增进公众福利做出贡献”。
同时，禁止爵士乐的演出，关闭东京的所有舞厅。
这种都市生活场景的变化，恰恰反映了日本政府越来越严厉地采取反文明的禁欲政策，令人产生沉闷的感觉。
2、控制教育领域
清洗“危害国家思想”在教育领域同样盛行。1937年，批评日本侵华的矢内原忠雄，在官方的强大压力下，辞去东京大学的职位。东京大学的几位开明教授谴责“二二六事变”，反对政府的极权统治，法务省（相当于最高检）对他们进行了“散布危险思想”的指控。
1937年，文部省（相当于教育部）发布《国体本义》的新教材，反复强调日本的传统价值，树立官方正统学说。发扬维护天皇的“皇道精神”，讲述日本特有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由此滋生出一系列国家主义的文章。
形形色色的著述汗牛充栋，无非是歌颂日本以往的历史成就，将这些成就归功于日本特有的传统和天皇的英明，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3、操控大众传媒
1936年，日本组建新的新闻通讯社——同盟社，垄断国内所有国际新闻和大部分国内新闻，高管必须获得政府批准。
1937年，日本政府命令媒体报社回避所有的反战和反军国主义的题材，同时不得把日本描绘成好战的侵略性国家。
1938年，政府又颁布禁令，暗示公众不支持战争的文章、夸大应征入伍者家庭困难的文章、以及介绍都市酒吧、咖啡厅等庸俗时尚的文章，一律不得发表。
30年代，无线电广播是日本的主要媒体媒介。“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加强对日本广播公司（NHK）的控制，实行“一家一台收音机”，甚至免费在乡村安装收音机，使得日本收音机数量从290万台增加到1941年的600万台，全球第四。
没有哪个日本人能够不受日本广播公司播音员的影响。政府机关垄断了日本所有的新闻。
于是，每天新闻报道都一字不差地宣读官方文告，播音员沦为“复读机”。1937年7月播报的新闻中，大部分都是报道中国对日本的敌对行动，抹黑中国。播放的电视剧和娱乐节目，都充满了说教的腔调。
4、镇压宗教团体
日本的官方正统学说是通过神道教来维护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有些宗教团体的教义反对天皇的核心地位，或者虽然不明确反对天皇，但教义威胁到了天皇的核心地位，内务省便以“叛逆罪”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铲除邪教”的运动。
例如大本教，因为尊崇天照大神之外的神祇，遭到控诉，1935年，数百名警察围攻大本教总部，逮捕了近千名教徒。
1939年，日本国会通过《宗教组织法》，授权政府可以解散任何不合正统的宗教。以后的大多数宗教组织，要么缓和自己的教义，主动向政府靠拢，要么自行解散。
三、战争高潮，不留死角
这种极端的舆论控制，使得30年代的社会氛围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压抑，民众普遍开始相信，满足国家的需要是天经地义的，将代表国家的天皇置于自己私人利益之上是理所当然的。
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则越来越盲目，最终导致，继“七七事变”侵华后，日本走向了与美国展开的灾难性战争。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这无疑是孤注一掷的豪赌行为，日本越来越深陷战争泥潭。
为了争取公众舆论对这场战争的支持，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日本再次利用舆论控制。
1、丑化西方
西方是“不道德”的，他们有钱有势、搞种族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包藏着不可告人的野心，一直想制霸东亚，打压日本。日本偷袭珍珠港，就是发动反对西方的“圣战”，解放日本和全亚洲殖民地的人民。
还给这场战争起了一个大名：大东亚战争。
2、监督大众媒体
1942年内阁发出指示：每一条新闻和每一个广播节目，都要与国家目的保持一致。记者们尽可能突出战争，表现出比前线士兵还要明显的“侵略性”和“好战精神”。竭力搜索国内消息，拜访战死者的家属，去挖掘感动的故事，宣扬母亲的家国情怀和士兵的英雄事迹。
某些新闻报道，暗示对国家的不满，隐射政府的失误，不悦的官员们可以对之随意制裁，从专项审查到强制停刊，还有解雇不听话的记者。
《每日新闻》的一位记者认为东条英机的军事策略不科学，结果立刻就被解雇。
《中央公论》刊载了一篇小说《莳冈四姐妹》，审查人员认为该文章是“不相干的”和“消极的”，便拒绝给他们提供纸张。但直到今天，《莳冈四姐妹》依然是一部经典。
1944年，被誉为“杂志双星”的《中央公论》和《改造》，“自行”解散。
小结
右翼势力越想宣扬军国主义的传统，就越想压制言论自由；言论越被压制，军国主义就越猖狂。形成恶性循环，使日本走向自我毁灭。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投降。1945年10月11日，日本发布公告解除了媒体禁令，这是日本正常化的第一步。
那些日本士兵，要么牺牲了，要么回国一无所有，还成为人们嫌弃的对象。毋庸置疑，他们都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炮灰。
日本从此以后丧失了国防权和国际地位。
于国于民，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
—END—
金融男，大历史观，倡导理性，打破偏见。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拿破仑小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