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日本著名社会学者上野千鹤子在清华大学分享了她有关战争与性暴力的最新研究，讲座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王中忱教授主持。
上野千鹤子是日本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东京大学的名誉教授。今年4月，她在东京大学新学年入学仪式上的祝辞一度在网络上流传甚广。其所探讨的 “性别歧视”与社会不公正等问题更是引发了国内网友的热议。
活动现场
“性暴力并非出于男性偶发的性冲动”
1991年，原日军”慰安妇”，韩国女性金学顺公开控诉日本政府的暴力行径，这也成为了日本性暴力研究开始的契机。
上野千鹤子指出，强奸作为一种战争武器在全球各地普遍存在，然而，被害人们的集体沉默不仅使得这一暴力长期处于不可见的状态，也使得被害者对于战争时期性暴力的控诉变得困难。事实上，在金学顺站出来指控之前，她已经沉默了五十年之久。而这种沉默，正是源于“遭受性暴力是一种耻辱而无法言说“的社会文化。
强奸常常被理解为男性的性冲动或本能。然而事实上，有相关研究表明士兵们对于自己强奸的后果是非常了解的，性暴力的发生也并非由于男性偶发性的性欲冲动。上野千鹤子举例道，日军在侵占中国南京时，当地被分为了三个区域：治安地、准治安地区与非治安地区，在治安地区的日本兵们都非常守规矩，但区域内部也设立了相关的“慰安所”以供日本兵们发泄。
然而在非治安地区，日军则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事实上，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同一个士兵既去慰安所，同时也施行强奸行为并不罕见。因此，这些士兵实际上是理性地在“许可”地采取“被许可”的动作，而并非所谓的“性欲的奴隶”。相反，对被侵略方当地女性的性发泄则成为了一种男性权力的行使，目的是彰显男子气概，同时象征着对当地的男性气概的沉重打击。
韩国“慰安妇”象征意义的转变
上野千鹤子提到，韩国”慰安妇”的象征意义经历了一种从“耻辱”到“英雄”的转变。
韩国社会之前一直将”慰安妇”所遭受的苦难视作韩国社会共同体的耻辱，而在之后，这种历史叙述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调动发生了转变。”慰安妇”被塑造成了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伤害的民族主义英雄，”慰安妇”也相继站出来发声。
在上野千鹤子看来，”慰安妇”们能够公开发声是源于一种认知范式的转变，而这个转变的完成离不开女性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推动。
不过，韩国对于”慰安妇”的主流叙述仍然存在着一种刻板印象。上野千鹤子举例说，“某日，一无所知的一位处女在未收到任何消息的情况下被强行带走后遭到轮奸，并被强迫从事‘慰安妇’的劳动，计划逃走却被遭到阻拦，只得在绵绵苦海中苟延残喘。”事实上，这种叙事便体现了一种对于”慰安妇”的刻板印象，因为它将脱离于此种叙事模式下的其他可能叙事统统排除在外了。
学者山下英爱也发现，在韩国”慰安妇”站出来发声的前期，她们的叙述比较雷同，而在后期，他们的叙述则开始发生变化，变得多元化与贴近真相。
“在连续性的性暴力中，女性的主体性并未消失”
上野千鹤子提出用三个概念去理解与分析战争中的性暴力。首先是性暴力连续体，对于受害女性来说，在日常生活中遭受过性暴力，那么性暴力很有可能会延续到战争时期。
其次是女性的主观能动性，在最新的历史学研究中发展出了一种“将女性的主体性归还给历史”的口号，意思是即使是在最严酷的历史环境中，女性也是有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的。从恋爱、怀孕再到堕胎，在这一连续性的性暴力中，女性的主体性并未消失。
第三个概念则是 “结构性暴力”，这种暴力不仅仅是物理性的暴力，不可见的暴力同样包含在内，例如，经济压迫、语言暴力、或是被父母卖为”慰安妇”都包含在内。
如果将战争分为战时、过渡期、战后三个时期，并且引入女性的行为主体性的概念时便会发现，在被占领地区，人们的身份是在协助者、旁观者与抵抗者中不断变化的。例如，在过渡期，敌我的身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转变，原来的胜利者变成了失败者，原来的协作者被公众判定为叛徒，成为了众矢之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战时被迫与敌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女人们，战后普遍面临着被污名化的困境。而相较于对占领军的仇恨，人们往往倾向于把强烈的憎恶情绪投射到“协作者”的身上，因而，这些曾遭遇占领军性暴力的女性群体成为了整个民族憎恶的对象。
再比如，在日本被美军占领的时期，当地有一批女性长期为美军提供性服务，虽然这些日本女性的数量众多，迄今为止她们都一直在保持沉默，没有发声。上野千鹤子说，相较于朝鲜”慰安妇”金学顺的勇敢发声，日本的”慰安妇”们往往选择噤声，这是因为有关韩国”慰安妇”的叙述可以被被裹挟在韩国民族仇日的情绪之中，而对于日本的”慰安妇”来说，却并无这样的语境供她们去诉说。
据澎湃新闻了解，上野千鹤子的著作《戦争と性暴力の比較史へ向けて》一书也会借她访问中国的契机，由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本书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序章《战争与性暴力比较史的视点》揭示了研究的理论依据及可行性；第一部分《被表述的“慰安妇”》以日本慰安妇问题为切入点，总结先行相关研究，提出战争与性暴力比较史的研究课题；《无法讲述的记忆》分析在同时期性暴力受害事件中被压制的讲述；第三部分《对历史学的挑战》则从战争与性暴力比较史的研究出发，致力于解决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战争与性暴力的研究发源于欧美，但在欧美逐渐走向不可视化的状态，很多历史学者对这段历史选择无视和禁忌化，人们对于战争中“正当的牺牲者”与“非正当牺牲者”认知的差异，导致这些受害者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倾听她们的叙述，让她们认识到性暴力是可以被重新定义的，也是东亚女性学未来可以发展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