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6日晚，日本国内已确诊414人，其中“钻石公主”号乘员355人，日本已经成为继中国之后，世界第二大新冠病毒肺炎爆发地。日本政府16日晚在首相官邸首次召开应对新冠病毒肺炎的专家会议。专家研判，目前日本国内的疫情传播尚处于早期阶段。这意味日本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受到该疫情的困扰，甚至存在大爆发的可能。
面对疫情逐渐走向失控，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开始问责政府的应对不力，据共同社15、16两天的电话舆论调查，安倍内阁支持率为41.0%，较1月下跌8.3个百分点。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扩大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回答“担忧”和“某种程度上担忧”的合计达82.5%。
面对记者采访，安倍誓言“一定将疫情遏制”。
其实，对于此次的新冠疫情，日本的应对措施可谓是标准的“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早在今年1月上旬，武汉方面疫情爆出时，日本主要媒体就予以了跟进报道。1月15日，日本发现了首例新冠肺炎感染病例，但患者是一名常住日本的中国人，很明显，这个病例是由外部输入，此后的五个感染病例都是中国人。
面对这一局势，日本政府最初的处理也不算马虎，1月15日当天就紧急宣布了一系列入境管理措施，对所有从中国前来的旅客进行提问测量等一系列检疫措施。2月1日，日本进一步加强入境管制，将湖北省的传染病危险指数升至3级，禁止过去14天内去过湖北省以及持湖北省公安部门签发护照的人员入境。12日，危险指数3级地区又增加了浙江省。
但这些措施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将疫情挡在日本的国门之外，1月28日，首个日本籍感染者还是出现了，是一名接送中国游客的大巴车司机，此后多位与中国游客相关的人员相继发病，导致日本成为中国之外疫情最多发的国家。
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此次新冠肺炎潜伏期较长、发病不明显的特征导致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日本眼下与中国交流的密切：2020年是日本推进“观光立国”政策的重要节点，借东京举办奥运会的东风，日本政府定下了“访日外国游客4000万，消费4兆（约合2550亿元人民币）”的目标，而中国时日本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指望。2019年，得益于中日关系升温、日本政府简化中国团体及个人旅游签证的申请手续，以及日本二三线城市机场陆续开通中国大陆的直飞航线等有利条件，中国大陆的访日游客人数较前年增加14.5%，达到959.4万人次，突破历史纪录。
中国旅日游客的激增，给日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让其在面对疫情时陷入管控困难的局面。
但频繁的交流也导致了日本在防护上的困难，目前全日本能够直飞中国的机场超过50个，造成了管控上相当的难度，比如2月13日在日本和歌山县发现的一名染病出租车司机，就被怀疑是在与中国游客接触中染病，但对于他究竟在哪个机场接送游客染病这一关键问题，目前尚搞不清楚。
在“拒病毒于国门之外”的计划失败后，日本政府也迅速采取了下一步的应对措施，比如政府已紧急拨款153亿日元（约合9.7亿元人民币）用于防控工作；同时，向可能受影响的中小企业提供5000亿日元（约合318.3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额度支持。
日本一所高中，学生在进入校园时排队消毒洗手。
但日本目前的麻烦在于，想在国内采取类似中国的“封城”等严控措施至少暂时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政府无此权限。
作为灾害多发的国家，日本有一套堪称完善的应急系统。为了及时应对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事件，1998年日本政府在内阁官房新增了由首相任命的内阁危机管理总监，并设立危机管理中心。内阁首相是危机管理的最高指挥官，内阁官房负责整体协调和联络，并通过安全保障会议、内阁会议、中央防灾会议等决策机构制定危机对策。在这一危机管理体系中，政府需要依照相关法律，根据不同的危机类别，启动不同的危机管理部门。
日本的应急管理相关法律，决定了政府的应对措施只能是“应激式”的而不能是主动式的。
但该体系在应对新冠肺炎这样的疫情时却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政府必须视目前爆出的情况，逐级提高危机管理的等级，面对眼下可能已经出现“隐性传染”，政府即便有怀疑，也无法动用公权力采取强力措施，因为相关法律没有授权政府这样做。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日本的新冠肺炎感染人数肯定还会继续增加，但是在日本目前的法律架构内，日本政府很难做到强有力的城市管制——日本的现行体制，决定了其政府的应对一定是慢疫情一步的。
对眼下的日本来说，疫情扩散得着实太不是时候。日本目前各界都在担心东京奥运会是否会受到疫情扩散的影响。“东京奥运会中止”这个话题一度在日本社交媒体上被炒得火热，虽然东京奥组委出面辟谣，但如果疫情真的在日本大规模爆发，这种危险依然是存在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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