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处于幕府统治时代，国家贫弱和列强入侵让许多日本人开始思考救亡图存的方法，于是以“尊王攘夷”为旗帜的倒幕运动走上前台，其中的主力正是位于关西的长州藩和萨摩藩。如果排除历史的偶然性，我们不禁会疑惑，为什么在当时日本数百个藩中，偏偏是长州和萨摩充当起倒幕的急先锋呢？很多人说是日本的维新志士多集中在西南地区，出于对国家的担忧，他们走上了武装改革的道路。
这种说法并没有错，但过于理想化，要知道当时的天皇只是虚位，幕府才是代表国家的绝对权威，长州和萨摩的举动说好听点是“改革”，说难听点就是“叛乱”。如果我们把视野收回到德川幕府建立之初，就会明白长州和萨摩的反叛几乎是一种必然，甚至从某种角度可以这样认为，以“改革”为名的倒幕运动本质上就是长州和萨摩对德川家的报复，而且是一场跨越250年的隐忍式复仇。
日本战国时代，群雄割据、军阀混战，但在这一时期却接连出现三位宰割天下的强者，分别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其中织田信长起家于尾张国，早期的丰臣秀吉只是信长手下的一介兵丁，这两个人都可以被认为是“关西派”的代表，因为他们的统治核心位于近畿地区和中国地区（日本有一个地方叫“中国”）；而德川家康则是“关东派”的领袖人物，其一手开辟的“江户”就是今天的东京。从时间上说，此三人主宰天下的顺序是丰臣取代了织田，而德川又接替了丰臣，不过方式却并不一样。
织田信长殒没于“本能寺之变”，丰臣秀吉因旧主暴毙而得到“天下人”的权力，他们之间有一种明显的顺承关系；而德川氏取代丰臣氏则是通过“暴力抢夺”的方式实现的，其中决定性的战役就是公元1600年的“关原合战”。在关原合战当中，日本的大小诸侯都面临着选择站队，其中关西派多支持丰臣氏，而关东派则支持德川氏，由此也导致关东与关西之间延续至今的地域歧视，比如京都和奈良到现在都鄙视东京人为“暴发户”。
图-日本东京
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最终以东军的胜利告终，而作为战败一方的西军就不可避免地遭到制裁。当时西军的总指挥为毛利辉元，尽管毛利家事前已经同德川家暗中勾连，但战后其领地依旧从130万石陡降至30万石，而毛利家正是后来长州藩的前身。与之相似的是萨摩藩，岛津义弘和小西行长统率的部队是西军主力，大战之后同样遭到德川家的报复，而他们的领地日后就演化成了萨摩藩。可想而知，这样的仇恨历经250年的酝酿之后会发酵成什么样子。
图-东京夜景
在江户时代，萨摩藩遇到挫折之时都会默默念叨“关原、关原”，而长州藩的家臣们在觐见藩主时总是以“关原之仇报了吗”来问候。由此可见，以长州、萨摩为代表的关西诸藩对德川家有多么恨之入骨。当列强入侵、国家大变之际，长州萨摩的武士们就摇身一变成为维新志士，而德川幕府则成了受唾弃和打击的对象。当然有倒幕派，就有护幕派，如今的福岛县在当时属于会津藩，而关于长州与会津在幕府末期的战争直到现在都令福岛县人耿耿于怀。
图-东京
如果说长州和萨摩的倒幕运动是一场绵延两百多年的复仇，那么遍布日本的地域歧视无疑是这场复仇的附加成果，但不管怎么说，明治维新促成了近代日本的强盛，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结果。